2003年5月30日下午5点，我完成了琐碎庞杂的工作交接，彻底结束了我在原单位的工作。研发部的同事小帅，抽空跑来和我一起在吸烟区狠狠地抽了两支烟。我在他的注视中，默默地走出了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R2栋大楼，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既有怀念、失落的感觉，又有放飞的兴奋。从这天起，我彻底结束了打工生涯，命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工作中解放出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入伊拉克。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这确是一堆茫无头绪的乱麻——我最开始咨询的几家代办签证的旅游公司都对此事表示茫然——“伊拉克？没做过啊！”是啊，有人去伊拉克旅游才真是见鬼了！
后来还是战争开始时，蝗虫般无孔不入的记者给我指明了路线——既然萨达姆政权已经被推翻，那么只需取道约旦或者叙利亚找机会进入即可。复杂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再去咨询，约旦签证大概需要四五千元的费用，而且不一定能办下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为了取得约旦的签证，我首先打电话到约旦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对方说，需要来自约旦的邀请函才能给批签证。
为了这个邀请函，我上网查询了多家约旦企业、厂家、展会，但结果都令人失望——在多次碰壁后，2003年的“5.1”长假结束时，我给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打电话求助，以当时所在公司的名义，取道约旦去伊拉克去卖点电子产品，看能否帮忙委托约旦有中国背景的企业，代发一个邀请函。
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徐参赞叫我发一个详细的传真去。我当时非常高兴，感觉终于有戏了。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的效率非常之高，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给我发回了邀请函——邀请单位公章赫然便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函邀某电讯公司代表刘磊到约旦进行商务考察。
我把这张邀请函连同护照，一起快递至北京的约旦驻华大使馆，我在5天后就收到了回件——打开一看，我的签证！
后来，很多人向我问起，当初是如何拿到签证的，我就把这段经历说给他们听。他们非常惊奇，甚至感到难以置信：大使馆会理会你一个小小的公司吗？实际上，大家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顺差也在逐步加大，这是和我国很多外交部门的通力协助密不可分的——当你在异国他乡遭遇困难时，自然可以求助娘家人——“大使馆”，当你在出国的关口举棋不定时，不妨也咨询一下我们的大使馆。
在我拿到约旦签证的时候，已是5月中旬了。此时恰逢“非典”肆虐，我呆在家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外电记者开始报道说：由约旦进入伊拉克的边境被美军关闭——因为战争未结束，记者被滞留。
这对于即将踏上征途的我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未思成先思败——不然，等我抱着侥幸心理到了约旦，却被滞留在那里可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第二条路线——叙利亚签证，这样的话，双保险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保证我还能顺利进入伊拉克。
5月底，我采取同样的方法，联系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可惜同样的方法未能再次奏效。无奈之中，只有给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电话申请。那次通话中，我冒充一个民间媒体的记者的身份，说希望去伊拉克采访，报道战事，途经叙利亚，渴望能被给予照顾。
叙利亚大使馆回复说：大使馆没有资格批签证，需要内政部审批，但是大使馆可以代为转交申请材料。不过时间周期可能会很长，也许一个月，或者干脆就不批。
再渺茫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强，我决定把这出戏一直演下去，直到演出有结果为止。于是我杜撰了一套完整的采访资料，传真了过去。20天后，叙利亚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叙利亚内政部已经批了我的申请。我高兴之余，打了个电话请北京的朋友帮我代办。没两天，叙利亚的签证也寄到我手里了。
2003年6月中旬，两个充满了谎言和借口的签证，仅仅用了300元的签证费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即将踏上征程的我，想起这两个签证若是经代办倒手的话，一定是喊出上万元的天价，一时间，心中充满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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