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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 中國歷史研究法 》
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
錢穆 Qian Mu
一
今天是第二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先對普通史求瞭解，然後再分類以求。從歷史的各方面分析來看，然後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歷史之大全體。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制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傢，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成一係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歷史，必特別註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說中國歷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的政治制度，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制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制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如將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併敘述，則變為編年史，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但歷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漢代，漢代結束，接着有魏晉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國歷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在的一貫性。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歷史上的傳統制度保留着。這證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因此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歷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制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志”，《漢書》共有“十志”，都屬講制度方面的。以後歷代正史中多數有“志”，或有“書”，這些志與書，因其講的是制度方面，比較專門，普通讀歷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面的歷史，大傢能讀。其實我們要學歷史，政治制度方面這一項，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制度方面的專門史。這亦是說，要學歷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封建政治結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束。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歷史不同。在西方歷史上，並無此兩種政治制度之分別與存在。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傢民族的歷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傢民族的歷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中國歷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傢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常能創建優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面歷數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大國傢，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歷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歷史之無上成績。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別註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國歷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後二千年是郡縣政治。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別，卻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歷史上的産物，衹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歷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實這一套制度，本是連接着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歷史傳統而來。衹是經周公一番創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製納歸於統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內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一。在西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面，不屬上層的。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社會無所依存，於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於大貴族。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一政權，但卻無法實現。譬如築寶塔，由平地築起，卻沒有結頂。在他們那時期有所謂神聖羅馬帝國一名稱，則衹是一理想，一空中樓閣，在人心想像中的一個影子組織而已。因此中西歷史上之所謂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們今天沒有人來詳細寫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書。事實上在今天來寫此書卻不易，因關於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歷史書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經書中。今天我們大學開科設係，有史學，無經學。經學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項歷史上重大的專門題目，竟難覓位胜任愉快的人來撰寫。
周室東遷，封建制度瀕臨崩潰，乃有五霸乘時而起。據《春秋左傳》中記載，當時各地諸侯，為數不下兩百。在當時，國與國間種種交涉來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禮文來維係。此種禮文，在當時乃為霸業所憑。若無此種種禮，霸業亦無法出現。此種種禮，若用近代新名詞說之，實即是一種國際公法。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有國際公法，係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謂的國際公法，來和春秋時代諸侯各國間種種交際來往的禮文作比較，寫一書，名《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當時著過與此相類之書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書今俱亡佚難覓。客歲本人赴美講學，途徑舊金山，晤華僑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寫此書，聞已積有成稿，惜未能一讀其內容。竊以為此等比較研究，實非穿鑿附會。在中國，實自有那時一套國際間共同遵守之禮法，以之與近代西方的國際公法乃至聯合國憲章等相互對比，雖古今時代不同，然雙方不妨各有短長優劣。好在《左傳》全書俱在，人人可以把來作參證。
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一支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一規模了。衹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一，而秦漢以後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一。雖其間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國時代還存在，中國之永為一統一國，此項政治制度實貢獻過其甚大之績效。
三
講到此，有一問題須提出。即秦漢以下的中國，早非封建，而改行郡縣制度了。但秦漢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訂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統以後，封建制度徹底消滅，而周公孔子仍受當時人崇拜？此問題之解答，首當註意到中國歷史文化之傳統性，政治制度則衹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後之政製，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製而來，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們，接受西方學說影響，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無是處。而秦以下之政府，則衹以“君主專製”四字目之。這因依照西方人說法，謂凡國體，可分為民主與君主。凡政體，可分為專製與立憲。於是謂世間政體不外三型：一、君主專製；二、君主立憲；三、民主立憲。但中國傳統政製，自秦以後有君主，無憲法，而又非專製。此項政體，實無法將之硬歸納入西方人所定的範疇格式之內。若我們不能確切抉發出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而處處衹照西方人意見，把中國史硬裝進去，則中國歷史勢成一無是處。無怪近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歷史傳統如此輕漠不關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惡痛疾的態度來對待國史呀。
講至此，憶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學歷史學係開講中國政治制度史一選修課，當時史學係學生多不願修習此課。彼輩認為此刻已是民主時代，開這門課，對時代來講沒有意義。後來還是北大法學院同學，受了該院院長及政治係主任的忠告，勸他們說，你們學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國以往的，來作比較。因此他們倒有許多人來選修此課。開講既久，文學院歷史學係學生也多來旁聽，擠滿了一講堂。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歷史的，已頗多知道中國歷史上傳統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與論文也日見增加，與我當時在北大開課時情形，顯然有甚大的不同了。
四
此刻要來講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之傳統與沿革，茲事體大，殊非一小時之講演所能敘述。不得已，我想約略扼要舉出幾點來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國政府組織中極特殊的，在西方歷史上很少有同樣的制度堪與相比。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秦以下，依法製言，是王權相權駢立並峙的。王室與政府有分別，自秦以下，早有此觀念，而且此觀念極為清晰。王室世襲，表示國運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在制度上，並未能像現代英國般，把來很嚴格地劃開。中國人並不認為一國之元首君主衹許挂一空名，絶不許預問政治。因此君權與相權間，一面有許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許多糾葛。即如諸葛武侯《出師表》，其中有雲：“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即指皇宮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見在中國傳統制度及傳統觀念下，此宮、府兩機構是有分別的，而又可調和融通的。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傢”之說，在中國傳統意見下，絶難認許。中國自秦迄清，大體說來，政府均設有宰相。最低限度說，在明以前是顯然有宰相的。明代廢宰相，但仍有內廷與外朝之分別。其間細節雖有變動，但大體製則沿襲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國歷史上稱為“職官”，或稱官職。西方論政重權，中國論政重職。一官即有一職，職官即是政府組織中之職位分配。我們此刻稱“君權”“相權”雲雲，實由西方觀念來。實際中國政府僅有職位之分，無權力之爭。中國人稱權，乃是權度、權量、權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觀念，衹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自別。非在職位之外別有權。中國史有職官製，君亦一職，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烏得有西方人之所謂君權專製。在中國，權在職之內，非有權始有職。此層分辨極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暢為發揮。
近代衹有孫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國傳統政製來和西方現代政治參酌配合。他主張把中國政治上原有之考試、監察兩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糅合為五權憲法之理想。我們且不論此項理想是否盡善盡美，然孫先生實具有超曠之識見，融會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長，來適合國情，創製立法。在孫先生同時，乃至目前，一般人衹知有西方，而抹殺了中國自己。總認為衹要抄襲西方一套政製，便可盡治國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國自己固有優良傳統制度全拋棄了。兩兩相比，自見中山先生慧眼卓識，其見解已可綿歷百代，跨越輩流，不愧為這一時代之偉大人物了。
中國傳統政製，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試制度。在中國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試制度，漢代則為察舉制度，均由官辦。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論食貨，即指經濟制度言。次章論選舉，但實際則由漢代察舉下逮唐代之科舉考試。可見考試由察舉來。察舉之目的在甄拔賢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職，處理政事。但察舉非由民選，後因有流弊，唐以後始改行考試。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選舉舊名，則因選舉制度原為考試制度之濫觴。制度雖變，用意則一。中國自秦以下之統一政府，又可說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謂是一賢人政府。因政府用意，總在公開察舉考試，選拔賢才進入仕途。
自東西交通，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國考試制度，任用職員。其後此制度遂影響及於英國政府，亦采用考試，成為彼國之文官制度。其製實係模仿我國而來。後來又影響到美國。但他們實衹學了中國考試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們自己傳統的政黨選舉制度。凡屬政府上層主要職位，如總統內閣首相國務院及各部首領，皆由政黨中人出任，衹下面官吏則酌采考試選拔。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的海關郵政和鐵路等各機關，因有外國力量羼入，亦均從考試量材錄用，比較上軌道。此項制度，好像學自英國，其實則是吾傢舊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卻轉把舊傳統中的考試制度遺忘衊棄了。衹有中山先生主張仍用考試制度，設立考試院為五院之一。但此後並未能遵照中國舊傳統切實推行，實已名存實亡。此一制度，可說是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襲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級官吏，均須公開察選以及考試，循序登進。此項制度，顯然可成為現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國人則自加忽視，今天雖有考試院之存在，而反不為我們自己所看重，這實在是大可惋惜的。
五
在中國傳統政製中，上述宰相製與考試製屬於政府方面。現在再略舉幾項制度之有關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關社會問題的，如戶口調查。在我幼年時，曾聽大傢衆口交譽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國則無。其實中國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戶口調查一項。中國古書常連用“版圖”兩字，版字即指戶籍，即從戶口調查而來。在我國歷史上歷代戶口均有記錄，其調查戶口登記戶籍之手續與方法，若有人肯根據史籍作為專題寫一論文，雖不能係統詳盡，但至少可寫成十萬字以上的專書。此書至少可使人知道現代世界性的戶口調查，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兩千幾百年之演變。
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主張耕者有其田。此一口號，亦自中國傳統政製來。今天，“自由中國”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賴此使國民政府獲得國際聲譽。其實此一制度，亦是中國舊傳統政製中所有。中國嚮來土地制度之因革演變，雖歷代各有不同，而大體可謂是朝此一目標而努力。此亦是中國舊政製在現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視之一項。
其次說到軍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聽人說西方國傢的軍事制度好，尤其是他們能推行全國皆兵製，而中國獨否。但西方推行全國皆兵，實自普魯士開始，為時不到兩百年。而在中國則古已有之。漢代早是全國皆兵，此下歷代兵製雖遞有改變，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衛所制度，皆由兵農合一製演變而來，並可說較全民皆兵製更進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製，何嘗不是日就廢替了。可見中國歷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現代性世界性之意義，而值得再加研究。
又有人說，中國從前的軍閥和督軍為國大害，而盛贊西方政製限定軍人不幹政之精美。其實此種文武分職，軍人不幹政的制度，在中國又是古已有之，亦屬中國舊製中一項優良的傳統。漢唐盛時莫不如此。軍人統兵歸來，僅有爵位勳級，地位盡高，待遇盡厚，但在政府並無實職，不能預聞操縱政事，正與近代西方政製如出一轍。
此下再講到有關經濟制度方面，如漢武時代所創始的????鐵政策，即就近代觀念言，亦係一種頗為進步的經濟政策。西方所謂國傢社會主義的各項經濟制度，實肇始自德國俾斯麥。但中國在漢代遠已有之，由政府來統製????鐵官賣。直到清代，中國社會從未能有壟斷性的大資本傢出現，即是此項政製之績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有節制資本一口號，其實亦在中國傳統政製中有淵源。中國社會，自戰國以下，自由工商業即甚趨繁榮，但永不能産生出資本主義，即由此故。故在中國歷史上此項有關節制資本的一切制度，在現代世界潮流中，實仍有值得註意探討研究的價值。
又如漢代的平準制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𠔌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𠔌，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制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制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歷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製。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嚮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衹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歷史人物傳統政製，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衹支吾以對。
再次講到中國從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屬統治制度，直到現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來，帝國主義大行其道，英、法等國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們乃自羅馬傳統而來。但在中國，自秦以下，版圖雖大，統一政府所轄範圍雖廣，其政製則是郡縣的，不得以西方傳統的帝國相比擬。但今天的中國人，事事喜歡模仿西方，因此隨口常稱“漢帝國”“唐帝國”雲雲。難道漢唐時代的中國人，除卻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縣便均以殖民地視之，均以帝國徵服方式來統治的嗎？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即就清代之藩屬統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呀！
又如中國社會上之宗教信仰，嚮來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則有一套制度，對此民衆信仰，有頗為開明的管製與調節。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政教分離，又是自古已然，並亦極少有因民間信仰衝突而釀成宗教戰爭的。直到今天，還未有人能仔細來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宗教與政府與社會三方面如何配合，於自由開放之中，有其節制調整之用心的種種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註意。
以上衹就中國傳統政製，分從各方面隨便舉出幾項，用來說明在此刻來研究中國以往傳統政製，實未見與現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說過，中國傳統政製，乃是貫通於中國全部歷史進程中，而占有極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說來，可見研究中國史，自未見即與現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離存在了。
六
近代的中國人，衹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嚮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衹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註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着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衹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傢，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衹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製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着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臺，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傢。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傢。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註意。
七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製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衹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産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决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製，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製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瞭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衹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傢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傢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嚮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綫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傢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政製，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絶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傢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歷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歷史、舊傳統，衹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麽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歷。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傢、民族與歷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衹知嚮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絶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傢，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傢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傢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這是我所要講的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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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 | 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 | 第三講 如何研究社會史 | | 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 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 | 第六講 如何研究歷史人物 | 第七講 如何研究歷史地理 | | 第八講 如何研究文化史 | 附錄 略論治史方法 | 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錢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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