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五十年代我们的政策稍微有点灵活性该有多好。1931年萧乾就协助美国青年安澜编过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新文艺的《中国简报》。1933年又帮助美国记者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四十年代，他在英国出版了五本著作。其中《苦难时代的蚀刻》第二章“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介绍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如果五十年代让他来译巴金的《家》，大概不至于像钱钟书所指的那部英译本那么糟。
1983年在新加坡，我还听说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川端康成在获奖之前居然个人掏腰包，将全体评委邀请到京都、奈良一游。想当初，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抗战期间曾向美军建议，万毋轰炸这两座千年文化古都。他的话被采纳，至今日本有识之士仍把他誉为“京都奈良之父”。梁思成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却未能保护本国的北京城墙。可见得毁掉文物，不需要打仗。在和平时期，错误的政策完全可以把一座历史名城摧毁掉。
倘若战后日本人把京都的寺庙统统拆掉，盖成一座座摩天大楼，或冒烟的工厂，川端康成也写不成《古都》了，更用不着请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委到川端作品的发源地来参观了。
1956年12月巴金赴成都时，正通顺街老家的大宅子还在，只是花园、照壁没有了。(《我的老家》)及至1983年9月以水上勉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专程到四川成都参观巴金旧居时，已面目皆非了。进入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在成都市百花坛公园修建“慧园”，尽量地仿造巴金故居。五十年代古建筑大师林徽因的警句不幸而言中：“你们现在毁掉真古董，将来再造假古董。”
英国“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故宅“现在重新又被装修成为具有乔治亚时代风格的参观游玩场所，同时还有演员表演那个时代喧闹的生活。”⑧这座故居位于英国湖区科克茅斯。“英国遗产博彩基金、坎布里亚郡乡村重建基金会和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共同出资一百万英镑进行了这次整修，目的是使之达到永久开放的要求。”⑨华兹华斯于1770年出生在该宅，在那里生活了九年。足见英国人对本国文化名人何等重视。
二、杨嫂之死
杨嫂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在李家当过四年女佣。尧林和巴金临睡前，总缠着她给他们讲故事：神仙、剑侠、妖精啦，公子、小姐啦。杨嫂生病后，小哥儿俩悄悄地去探望她。只见她形销骨立，孤零零地躺在婢女斗室的矮床上。几个月后，杨嫂一命呜呼。巴金闻讯，推开饭碗，放声大哭。母亲泪汪汪地派人把杨嫂葬在广元。“‘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最初的回忆》)
杨嫂是1911年的春季走的，入夏后，出了一桩令巴金极不愉快的事。十妹出痘子，她的奶妈不顾中医的嘱咐，偷吃生拌黄瓜。母亲叫人把她拖到堂前夜审，在背上打了二十下，将她辞退。巴金大不以为然。“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最初的回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满八岁的巴金的见识已超越了他的母亲。由于奶妈吃生黄瓜关系到爱女的健康，母亲一反常态严惩了这个“底下人”。幼小的巴金没有盲从，却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此事。慈母培育了一株好苗子，这株苗子注定“青出于蓝胜于蓝”。
三、犯人挨打后谢恩
父亲审案的时候，巴金曾溜到二堂上，站在公案旁边看热闹。审到一定的时候，父亲就勒令公差用竹板打犯人的屁股，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犯人“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⑩。有一次父亲命人给犯人施用残酷的刑罚——“跪抬盒”，巴金于心不忍，到后堂求母亲劝告父亲以后不要对犯人施用这种刑罚。从此，父亲再也没用“跪抬盒”的刑罚。
1911年秋，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不久，二姐尧桢患肺结核，相当严重。母亲延请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女医生为女儿诊治，转危为安。母亲还特地买了刀叉，每次她来，都置备西洋点心款待。这位女医生曾送给巴金一部精装《新旧约圣经》汉译本。可惜母亲去世后，李家与这位西洋女医生断绝了来往，以致尧桢终于在1915年1月夭折，年仅16岁。《家》中一桩桩“血案”固然是虚构的，由于长辈的愚昧或冷漠，一个个年轻有为的生命被断送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在1937年写的《关于〈家〉——十版代序》中指出，他“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以此“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幼小的巴金常到公馆的门房、马房、厨房里和“底下人”待在一起。听他们诉说痛苦经历时，这个未来的作家“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家庭的环境》)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