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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文字不是東西 Text is not something 》
第3節:且說床邊故事
劉紹銘 Liu Shaoming
第一輯寫作這回事
且說床邊故事
“床邊故事”這個稱謂,譯自英文“bedtime story”。好萊塢的電影看多了,一提到床邊故事,說不定腦海就出現這幅拼湊的彩色圖畫:抱着玩具狗熊的三四歲金發娃娃躺在自己獨立的睡房床鋪上,床邊坐着的二十來歲的媽媽捧着《安徒生童話》聲情並茂地念着。窗外繁星滿天。好一個溫馨的天地。父母在床邊給子女講故事,源自基督教家庭晚上圍爐讀經的傳統。隨着時代的演變,今天的父母給孩子讀的不一定是《聖經》,但床邊“話語”這個習慣,一般中上家庭還是延續了下來。西方兒童文學發達,說之不盡,做父母的不愁沒哄小孩入睡的資料。從前的中國父母,即使童心旺盛,為了顧全自己的“形象”,看來也不會紆尊降貴,在兒女面前哈着臉扮小白兔或大灰狼。寶玉在大觀園,“三千寵愛在一身”,是奶奶和媽媽的心肝寶貝,可就沒人給他講床邊故事。且說床邊故事第一輯寫作這回事貧寒家庭,父母忙於生活,早出晚歸,回傢面對的又是“一傢四口一張床”的眼前現實。對於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床邊故事”自有不同的定義。在書香世傢長大的,也不一定有聽床邊故事的機會。梁從誡的媽媽林徽因“飽讀番書”,照理說晚上哄孩子睡覺時,會守些洋規矩,給他們說些愛麗絲夢遊奇境的經歷。但身為人母的林徽因,按梁從誡的說法,從小就不把他當做小孩,不會說小白兔、大灰狼的故事。她自己看《米開朗琪羅傳》時,就跟兒女描述米開朗琪羅為聖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有多辛苦。舊時中國的孩子,沒有幾個不是吟誦着“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這些古訓長大的。一開始知書識墨,就受父母耳提面命,朝鄉試縣試等“功名”的方向走。傳統文化的“大氣候”能給兒童文學生長的空間不大。在西方文學中,童話是個根基深厚、備受尊重的文學類型。西方的知識分子,沒有幾個不是先經童話世界的教化,然後纔走進成人天地的。西方知識界對兒童文學的重視,經德國詩人和批評傢席勒一語道破:“我兒時聽來的童話故事,其意義比我日後學到的任何人生道理要深刻得多。”西方文學的主要類型如詩歌、戲麯、小說,我國應有盡有。識者有言:“欠”的衹是荷馬體的史詩。看來欠的還有為孩子而寫、以孩子為對象、自成一體的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翻譯傢任溶溶有言:“我以為做好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工作,最要緊的是熟悉兒童。兒童文學的讀者對象再明確不過,是兒童。不熟悉他們,就做不好這個工作。”陳蒲清在1993年出版的《歷代童話精華》中,把《精衛填海》、《誇父逐日》和《周處除三害》這類“故事”收了進去。神話和寓言當然可用做童話的素材:衹要敘事手法、語言模式和說話的腔調適合孩子幼小世界(small world)的生態。西方的童話是其獨特的民風與文化的産品。我們的文化體係跟他們有異,産生不了佩羅、格林兄弟和安徒生這種童話文學大師,實不足為怪。我們更不必因此“欠缺”而“慚愧”。可不是麽,多姿多彩的西方文學類型中,就“欠”堪與我們比擬的對聯文學,或燈謎,或回文詩,而它們正是中國文學自成天地的一個標志。隨着中産階級的興起,或者更正確地說,隨着“粗通文墨”的小朋友成為出版人“訴求”的對象後,兒童文學近年在中國已漸成一種“顯學”。《哈利·波特》剛在歐美書店上市,就有中譯本出版。趙元任譯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有多種“現代版”。除了加上色彩明麗的插圖外,文字的口語部分也作了若幹修改,方便在臺灣地區長大、不太習慣“你說話來着”或“哈,這一回我得要好好兒地來啦”這種說法的孩子閱讀。這種措施正符合任溶溶所說的兒童文學翻譯的要旨:認清讀者對象。但我一嚮認為,我們孩子的讀物不能光靠“進口貨”。林在山曾在香港《信報》為文介紹過《哈利·波特》,提到她“鑽書店,發現這本在英美脫銷的書在香港竟大疊存放,還有書店削價促銷,在書展上又以大折扣求售”。如果在港面世的《哈利·波特》不是原文而是中譯本,會不會這麽受冷落,我們無從得知。中譯本出自彭倩文之手,譯文中規中矩。不過,單以閱讀經驗來說,實難想象對西方(特別是英國)文化和生活習慣陌生的中國孩子怎麽去領略其中滋味。第十一回是“魁地奇比賽”。作者花了差不多一整章的篇幅去描述這個魁地奇球賽如何如何緊張刺激:球目前是落在史萊哲林手中——馬科抓住快浮——閃過西亞——閃過凱娣——一個搏格迎面飛來,朝他臉上重重撞了一下……對於不知“魁地奇”為何物的讀者來說,這種“現場實播”叫得再聲嘶力竭,也是白費功夫。像《皇帝的新裝》這種西方兒童文學,是可以“漢化”的,因為“笨”國王我國也有。但哈利·波特卻徹頭徹尾地是個浸淫於英國歷史與文化的孩子,冥頑不靈,拒絶漢化。為了讓我們的小孩子能全情投入,我們的兒童文學應該力求自力更生。這僅是我的希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們“土産”的童話作傢,對牛和馬這兩種動物情有獨鐘,安排它們在充滿人情味的故事裏。為什麽有這麽一個奇怪的希望?無他,因為在中國傳統裏,從陰間到陽間來催命的牛頭馬面都不是好東西。它們若在童話世界出現,說不定可以改變形象。長 短 調其一楊憲益與二鍋頭2000年8月3日《壹周刊》載憲益的特稿《天涼好個秋》,圖文並茂。衹見年逾八旬的白發老人孤坐書房,拈着水杯的右手擱在膝上,旁邊是五塊錢人民幣一瓶的紅星二鍋頭烈酒。我無緣認識楊憲益(Yang Hsien?Yi)和戴乃迭(Gladys Yang)這對翻譯界知名的夫婦,但對他們的貢獻,一直心存感激。20世紀60年代初,要在英美大學講授中國文學,若沒有他們的譯作當課本,是很難湊得上一個學期的教材的。多年前我介紹過美國漢學家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對中國文學英譯的貢獻,《詩經》、《史記》、《漢書》、漢賦和唐詩宋詞的英譯都出自這位哥大教授的手筆,因此他可以說是“以一人‘譯’一國”了。中國傳統文類中,他未試身手的就是戲麯和小說。長 短 調第一輯寫作這回事楊、戴二人的英譯,以文類言,比沃森的範圍大多了。除了詩詞雜劇,他們還兼顧了小說與傳奇,譯了《牡丹亭》、《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大部頭著作。《壹周刊》稱這對夫婦為“國寶級人物”,諒不為過。去年底,久病的戴乃迭去世。她患的是“老年癡呆癥”,終日傻笑,什麽事都不記得了。以她的經歷而言,死也可說是一種“福氣”和解脫。楊憲益呢,儘管在記者面前表現得很瀟灑,但他心頭的悲痛實不足為外人道。《壹周刊》對他的訪問,最能點出他目前心如枯木情懷的是以下幾筆:他對身邊的一切,淡薄得教人吃驚。在他的書櫃裏,零散地放着他與妻子合譯的作品,記者拿出來看,他淡然地說:“拿去吧!我不要了。”吃晚飯時,他主動說:“我們傢,連骨灰都不留了。”他指的是老伴,火化後,他連她的骨灰都不拿回,更別說墳墓了。“我將來也是一樣。”兒子呢?葬在倫敦嗎?“是吧!我沒有看過。”像在說別人的事。1940年他從牛津大學畢業,即匆匆返國共赴國難。“那時年輕人總想自己是中國人呵!”他說。聽閔福德(John Minford)說,楊氏夫婦最愛的杯中物,是Johnny Walker(尊尼·獲加)。“文革”前後,外地朋友去看他們,總拿一兩瓶紅牌黑牌作見面禮。楊老今天以二鍋頭做伴,光景真的不似從前了。其二退休老人去年夏天,舊金山一個基金會的“執事先生”不辭舟車之勞,跑到屯門來看我。握過手後,他給了我一張印上地址和電話傳真的名片。姓名下面,衹見一行小字——“退休老人”。此外再無其他記載。平生接過的名片何止千百。有的是“復疊式”的,長長二三“頁”,把自己的學位、現任曾任職位全數印了上去。“退休老人”的名片,正因異於凡品,堪作collector?s item(收藏傢的物品)。我想:納蘭性德如果活在今天,非印名片不可的話,名號之下,大概會加上“身世悠悠何足問”這種自況的描述吧。“退休老人”,猶見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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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蘇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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