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类 》 中國道教發展史略   》 道教的建立      南懷瑾 Na Huaijin

　　第一節漢末三國時期的道教
　　道教的初創時期，當推在東漢明帝時代，較為可靠。以後歷漢末、三國、魏、晉各朝，隨時均有發展。直至北魏時代，纔為正式定型的時期。
　　一、諸山道士時期
　　當漢明帝時代，佛教已有開始傳入中國的跡象，五嶽諸山道士，由於宗教心理的驅使，奮然群起，欲與佛教一較長短；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西嶽道士劉正念，北嶽道士桓文度，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諸山道士費叔纔、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稱與佛教較法之事，見載於佛道論，事非純出虛構。由此可知秦、漢以來的方士，到東漢以後，已經漸有道士之稱，他們隱居在各地名山大澤，修煉仙道，《漢書·司馬相如傳》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其形甚癯。”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建立成為一大宗教，卻因受到外來宗教的刺激，已隱然生起抗拒的運動。
　　二、張道陵的創教時期
　　到漢末桓帝、靈帝時代，有沛國人張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學諸生，博通五經，及其晚年，忽然感嘆讀書無益於年命之事，遂學長生之道，自稱得黃帝九鼎丹法，因無資財合藥，聞蜀人純厚，易於教化，乃與弟子入蜀，居鵠鳴山中，著作道書二十四篇。陳壽在《三國志·張魯傳》中，稱其為“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學者，出五鬥米，故世稱米賊。”後世又稱其為“五鬥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到了張魯行道的時期，已經據有東川，掌握實際的地方行政權，設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儼然為一路諸侯，而執掌政教合一的實權，對於四川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實為中國歷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三國志·張魯傳》雲：
　　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捨，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捨，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後來張氏子孫，又遷居於江西竜虎山，自宋元以後，歷代封號尊之為天師，與山東麯阜孔氏世傢媲美千古，誠為異數。所謂張道陵的創教，衹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且其志有限，他最初的動機，也衹為身傢而謀，並非具有遠大眼光的宗教傢。
　　三、魏伯陽的弘揚神仙學術
　　由於春秋、戰國以來的神仙方士之術，與老子、莊子的玄學，以及陰陽術數與《周易》的學術，出此人彼，互為矛盾。至於東漢期間，便有吳人魏伯陽，認為《周易》及老、莊之學，與修煉丹藥而成神仙的方術，原理互通，彼此原為一貫，乃援《周易》、老莊、神仙丹道三種學問，融合貫通而著《參同契》一書，以說明修煉神仙方術的不易原則，而使丹道修煉方法，成為有體係、有科學基礎的哲學理論。於是神仙丹道之學，由此大行，《參同契》一書，也成為千古丹經鼻祖，後世道教與神仙傢，尊崇魏伯陽為“火竜真人”。其所著書，誠為中國科學與哲學的不朽巨著，也為後來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黃巾張角的旁門左道
　　漢末靈帝中平元年，巨鹿人張角，號稱事黃、老之術，以妖言惑衆，遣弟子散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設立三十六方。所謂方者，猶如漢代政製的大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師，欲圖謀反。事敗，張角即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衣著黃巾的標志，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由此而天下大亂。類此以道術惑衆，如後世宋元之間的白蓮教、清末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凡藉用宗教之名相號召，陰圖政治的運動者，應當引為殷鑒。
　　《典略》曰：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鬥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虔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傢出五鬥米以為常，故號曰五鬥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捨，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五、漢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據的事，皆為北魏時代擴張道教最為有力的先聲，如張道陵、魏伯陽等道術，後來成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與正統神仙丹道的兩大主流。當漢末、三國期間，時逢亂世，怪誕傳說繁興，凡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又為當時與後世樂於稱道的神仙故事，為道傢神仙傳等書所采信錄取的，如劉晨、阮肇、麻姑、費長房、鐘離權、左慈、於吉等人，皆為後世道教確信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類似神奇，就不足為號召。何況神仙之事，本來就以特立奇行、異乎常人相標榜，於是仰慕道術仙人的信念，就彌漫朝野，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了。
　　但促使漢末、三國、魏、晉之間道傢發展的，約有三個原因、兩種趨勢。
　　所謂三個原因：
　　(一)由於東漢末期士大夫世傢門閥觀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傢子弟，遂成為占據要津，把持上層社會，壟斷知識思想，造成漢代有名的“黨錮”之禍。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現實，走嚮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隱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護，就造成白日飛升與屍解等故事，於是道成仙去之說，益見流行。
　　(二)漢末朝政腐敗，外戚、宦官、巨室，互相操持政權，豪門、巨族，奴役隸卒，私相斂財，於是武勇之士，便遊俠江湖，聚衆據險以自固，並且利用圖讖之說與道術相號召，形成據地稱雄的力量，漸啓以道術組織宗教的形勢。
　　(三)佛教的輸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發生。儒傢的訓詁釋義，章句註疏之學，既不能饜足人心，而佛教哲學，又如天際神竜，見首而不見其尾，挾雷霆萬鈞之勢，源源輸入，於是醉心玄真，寄情高遠之士，極力尋求《周易》、《老》、《莊》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煉方法，擬與佛法一爭高下，乃産生道傢哲學的理論根據。
　　兩種趨勢：
　　(一)凡出身讀書，失意仕途的知識分子，轉用符篆、咒語等道術起傢，嘯聚徒衆，以役使鬼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觀念相號召，如張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動機，雖沒有獨立創教的企圖，但已開展組織宗教的趨勢，而開啓中國特殊社會的宗教組織之規模。
　　(二)由戰國以來，墨傢巨子的風氣，與遊俠之流的存在民間社會，傳統不衰。當漢高祖崛起隴畝，統一天下的時代，俠義的巨子，潛在民間，如朱傢、郭解之流，便有東西南北等諸道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是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乘亂而起的中堅分子，在西漢之末，狡者與赤眉、銅馬等相合流；賢者遂一反其正，隨光武而中興。流風所及，一到東漢桓、靈之末，與妖言惑衆的旁門左道，如張角之流相接觸，便自然成為謀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傢方術，與墨傢尚義，及遊俠精神相結合，而成為中國特殊社會，參雜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第二節魏晉時期的道傢
　　一、許旌陽的豐功偉績
　　道傢在漢末一變，而有張道陵的道術，後來成為江西竜虎山天師世傢的道統，宋元以後，又成為道教一大派係而稱為“正一派”。但在東晉時期，許旌陽在江右以道術整治南昌、九江間的水利，提倡傳統文化的孝道，創立淨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誼，豐功偉績，永銘人心，《神仙傳》中記載，稱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飛升，猶如漢代傳奇淮南王雞犬飛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為歷代仙班中數一數二的富貴神仙，對於後世道教的影響極大，雖與張道陵創教的時代不同，而且南轅北轍，互不相關，但其簸揚南方道傢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為民間習俗所稱道教中的江西廬山道法，與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為雄長，成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十二真君傳》稱：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邁，散騎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紛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仍假為符祝求謁於敦，蓋欲止敦之暴而存晉室也。而敦意已决，凡非之者必致死，適盛怒而殺郭璞，真君即擲杯梁間，飛舞不停，因敦等舉目觀飛杯之際，即隱身遁去。後遂舉傢避亂於江西，往來於廬山、南昌之間，相傳以法術斬蛟怪而安豫章之水厄，贛人感戴其功德，歷世不衰，郡人相習南昌省會每年秋季朝拜萬壽宮之舉，即為祠真君之遺風也。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南昌)西山，舉傢四十二口，撥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車轂一具，與真君所禦錦帳，復自云中墜於故宅，鄉人睏其地置遊帷觀焉雲雲。又有稱：遜為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號許傢營。
　　許真人以弘揚忠孝為敦品立德之本，以立功濟世為普利民生之基，其道功修煉的方法，並重男女夫婦雙修，具房中正統的法術。據《淨明忠孝錄》所載，真人雖有主張男女雙修之說，但諄諄告誡，如非具大功大德者，切勿妄圖，否則必致身敗名裂，下墮泥犁。蓋欲完成人間富貴而又飛升上界而作神仙，必須砥礪德行，方合於自助天助的宗旨。由此可見許旌陽創建忠孝為主的道教，完全是傳統文化儒道本不分傢的道德主張。其平生行誼，較之張道陵創五鬥米道的作風，雖形同而實異。
　　二、抱樸子的富貴丹砂
　　當東晉時期，道傢學術思想，隨晉室而南渡，許旌陽創道教於江西，抱樸子葛洪修煉丹道於廣東，此皆道傢犖犖大端的事實。葛洪著作等身，留為後世丹經著述，及修煉丹道的規範，成為晉代列仙中的傑出奇才。道傢相傳“葛、鮑雙修”的術語，就是指葛洪與其丈人南海太守上黨鮑元，都是不捨夫婦傢室之好而成為神仙的榜樣。《晉書》本傳云：
　　洪字稚川，丹陽句客人也。祖係，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傢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余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舉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裏，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纔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忝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徵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裏，禮闢皆不赴。元帝為丞相，闢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鹹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幹寶深相親友，薦洪纔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遊閑養，著述不輟。
　　其(《抱樸子》)自序雲：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鷃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衝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誇父之蹤，近纔所以躓礙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絶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傢，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促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咨。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應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馶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捲，移檄章表三十捲，《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捲，又抄五經，《史》(《史記》)、《漢》(《漢書》)、百傢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捲，《金匱藥方》一百捲，《肘後要急方》四捲。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元頤，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雲：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屍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屍解得仙雲。
　　葛洪所著《抱樸子》傳述的丹道，以煉服藥物而成神仙為主，以棲神存想為用，實為傳統方士派的正統學術，並非後世道傢專主身心內景，以性命雙修為煉丹宗旨，故葛洪亦擅長醫藥，尤精於外科。所著《抱樸子》的外篇，又包括立身處世、政法策略與兵書軍事等思想，可以媲美《莊子》、《淮南子》等道傢名著。東漢時，魏伯陽著《參同契》，曾已指出道傢法術流派的混雜，所謂旁門左道，歸納地說：“千條有萬餘”。葛洪在《抱樸子》中，也曾記述方士之流的妖言惑衆，自欺欺人者不計其數，他指出有人自稱已活了八百多歲，親自看見孔子出世，手撫其頂，許其將來可做聖人云雲。由此可見道傢者流，誑妄虛誕之輩，混跡其間，比比皆是，古已如此，於今更甚，這是道教最大的流弊。宋代君房撰《雲笈七籤》，匯集道術精華的大成，可以概見宋代以前道教的大要。但從《抱樸子》中匯述神仙方士的記載，也可概見秦、漢以來直到兩晉道傢的大略。但葛洪對於魏伯陽《參同契》的學術，一字未提，似乎葛洪當時，並未親見其書，或因限於古代的時代環境，學術交流，良亦不易。
　　三、魏晉玄學與道傢思想
　　大凡言中國學術思想或哲學史者，對魏、晉人的“清談”與“玄學”，皆列為中國文化演變的主題。關於“玄談”興起的背景，多數認為由於政治環境與思想風氣所形成，大都忽略兩漢、魏、晉以來朝野社會，傾嚮求仙的風氣，與神仙道士等解釋“三玄”之學，如《周易》、《老子》、《莊子》的丹經思想。能知此者又不通於儒傢的俗學，明於彼者又不識道傢的丹訣，故不兩捨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瞭解漢末、魏、晉以來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占據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潛力，那對於魏晉“玄談”興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
　　漢末、魏、晉時代，上至帝王宮廷，與士族巨室，下至販夫走卒，由於世傢宿信仙人的觀念，已相沿成習，猶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十之八九，世傢傳統，都是信仰佛道兩教。但身為知識分子，讀書為求明理，且心存君國，志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貴而兼神仙，毫無疑問必為背道而馳。而傳統思想習慣，又已深人人心，雖心嚮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駁斥自以鳴高。於是神仙道士們所提倡“三玄”之學，一變而為空言理論的“清談”，乃是勢所必然的演變，何況時衰世亂，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當時佛教還未普遍建立規模，所以也無從逃佛逃禪，猶如五代人才的脫屣軒冕，相率入佛。與其說“玄學”的興起，由於哲學思潮的刺激，毋寧說是魏晉知識分子對於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窺見漢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曠達意境。他如東晉的世傢士族，若王謝等傢，也都是崇奉道士們的道教，
　　如《晉書·王羲之傳》稱：
　　羲之次子凝之，為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鬥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日：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又如謝靈運兒時，其傢為求其易育，曾寄養於天師道的治所。他如東晉諸名士的學術思想，不入於道，即接受新興的佛學，大體衹有成分多少的分別，並非絶無影響的可能。
　　東晉範寧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如雲：“王何衊棄典文，幽沉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故吾以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其實，以“玄學”或“玄談”的興起，一概歸之王弼、何晏，未免過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淵源之所本，殊非篤論。但自“玄談”興盛，使道傢論神仙丹道的學術，在思想上，更有理論的根據與發揮，形成為後來道教的哲學基礎，實由“玄學”而開闢其另一途徑。
　　四、道佛思想的衝突與調和
　　當魏、晉時期，佛教傳入與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展其奔騰澎湃之勢，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謙、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國，且與魏、晉時期國內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學問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載於佛道兩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筆記《世說新語》中，亦可知見一斑。國內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輩，都是深通中國文化如“三玄”等學，甚之，援道傢名辭理念而入佛學，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實。初在廬山創建淨土宗的慧遠法師，原本修習道傢，後來服膺佛教，創念佛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法門，與道傢的棲神、煉神方法，又極類同。西域來華名僧如摩羅什，對於老、莊之學，尤其熟悉，故翻譯佛經，引用“道”、“功德”、“居士”、“衆生”等等名辭，如數傢珍，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傢的道傢語，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兩教教義的調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徑。至於修煉的方法，佛教禪定之學，與道士修煉內丹之方，其基本形式與習靜養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傢出傢觀念，與道傢避世高蹈的隱士觀念，也極相同。佛傢密咒、手印與道術的符籙法術，又多共通之處，於是融合禪定、瑜伽、丹道而為一的後世正統道傢內丹修煉方法，便於此時深植種子。
　　從以上的引述，已可簡略窺見魏、晉道傢的風氣，由漢末的演變，積極趨嚮形成道教為宗教的路綫，約可歸納為兩個原因：
　　(一)時衰世亂，政局不穩，戰爭頻仍，地方勢力的割據形勢，與依附衆望所歸的士族集團以自保者，隨處有人。高明之士，如許旌陽、慧遠等人，有鑒於黃巾張角之流的行為，但取宗教的思想與方法，作為避地高蹈，保境安民的教化，自然而然形成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同時自張道陵、張魯子孫所創的五鬥米道，漸已成為具有歷史性的組織，漸漸與各種道派合流，形成後來道教的具體力量，也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二)佛教思想的傳入，使有識之士，對於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說，愈有信仰研究的興趣。且鑒於佛教的教義與修證方法，具有係統而理論有據，於是談玄與修煉丹法，也漸求洗煉而趨於有理論的根據，與有係統的途徑，如葛洪對丹道的匯編而著《抱樸子》。他如嵇叔夜著《養生論》，為後世道士取為神仙可學的資料。慧遠著《神不滅論》，後來影響南朝瀋約之作《形神論》、《神不滅論》，亦為後世道傢取為神仙理論的張本。
　　總之，中國文化，自上古而至周、秦時期，由儒、道本不分傢開始。再由春秋戰國時期學術分傢，使道傢與方士的衆術脫穎而出。復由漢末、三國而至魏、晉時期神仙方士的蛻變，漸漸形成北魏時期擴張而成的道教，在政治地位上，正式與佛教互爭宗教的教權。由於以上的簡引略述，大致已可見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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