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的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辞世。台湾当局为胡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往吊唁，亲书挽联一副，辞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另有一挽联，辞曰："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对于胡适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历，此二联是比较切合的概括。胡适是典型的关怀型知识分子，尽管他自美国归国后，曾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他关怀式的学者姿态，却使他忍不住从书斋走出来。30年代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劝他潜心治学，不要做一个"好事者"，胡适在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行为立场，"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教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褥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从中亦可看出胡适与周作人的精神差异，而这也决定了二人在抗战时期的不同人生抉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拉开序幕。为了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蒋介石想让在英美等国有良好声望的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他很书生气地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直到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奉命成行。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用"藏晖"的化名和商人的口气，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就胡适个人的志趣而言，他宁愿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为国为民计，他只得暂离学术。胡适此时的心理状态他自己曾经有过流露。1938年10月31日，胡适曾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友人陈光甫（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时在美国负责向美借款事宜），照片后有自题诗，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来他在此诗后面加一短跋："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一点战时的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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