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三十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阶层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三十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决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动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新不平等经济学
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我想强调四条证据。
首先，当经济学家对不平等的加剧深感震惊，从而开始回头探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究竟源自何处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从"镀金年代"（Gilded Age，美国史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的称呼，--译者注）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经济史学家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 马戈（Robert Margo）最早记录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并将其称之为"大压缩"。这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旦战时管制解除，不平等状况又会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结果却是，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也或许也没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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