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股票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力作:美國怎麽了   》 第3節:舊日情懷(2)      剋魯格曼 Paul R. Krugman

  一種可能是,貧富不均是根源,換言之,是經濟决定政治。按照這一觀點,過去三十年間的事情是這樣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力量使美國的收入分配日趨不平等,上層的少數富人日益脫離大衆。共和黨選擇迎合這一崛起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原因也許是,精英雖然人數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願捐助大筆競選資金,從而彌補了其人數缺憾。於是兩黨之間出現鴻溝,共和黨逐漸代表那些從貧富差距的拉大中勝出的人,而民主黨則代表落在後面的人。
  在開始創作本書時,我多少是相信這種說法的,因為它明顯是有些根據的。例如,細緻觀察廢止房地産遺産稅的運動便可發現,這一運動的資金大體來自於一小群有大地産需要保護的傢族。四十年前並沒有多少大地産,而且在當時的美國,即便是極富階層也沒有富到有錢支持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故而在這個例子裏,不平等的加劇推動共和黨人嚮右偏移。
  但我已越來越確信,因果關係是相反的,即體現為兩極分化加劇的政治變化,纔一直是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對於過去三十年間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種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那些决意要將"新政"成果逆轉的右翼激進分子接管了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産生了鴻溝,而民主黨人則成為真正的保守派,成為長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衛者。極右派的掌權加劇了不平等狀況:增強了商界的膽量,使其敢於嚮工會運動發動全面進攻,從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議價的力量;將企業的執行層從舊日對其薪酬的政治與社會約束中解放出來;急劇削減了針對高收入的所得稅率,如此等等。
  新不平等經濟學
  政治環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響經濟不平等嗎?這聽起來像是離經叛道的經濟學說法,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這一點。在此,我想強調四條證據。
  首先,當經濟學家對不平等的加劇深感震驚,從而開始回頭探尋以中産階級為主體的美國究竟源自何處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從"鍍金年代"(Gilded Age,美國史對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的稱呼,--譯者註)的不平等到戰後的相對平等,並非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相反,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産階級社會,其實是在短短數年裏由羅斯福政府的政策創造的,尤其是通過戰時工資管製。經濟史學家戈爾丁(Claudia Goldin)與 馬戈(Robert Margo)最早記錄了這一驚人的事實,並將其稱之為"大壓縮"。這時人們也許會認為,一旦戰時管製解除,不平等狀況又會反彈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結果卻是,羅斯福創造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持續了三十多年。這有力地說明,與經濟學教給人們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規範與政治環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或許並沒那麽小,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市場力量的影響也或許也沒那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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