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也是好像可以实现摇滚巨星梦的时期，兴冲冲跑去参加热门音乐社，却因为没有钱买电吉他，只能黯然退出。毕竟，虽然觉得自己可以唱得跟皇后乐团（Queen）主唱FreddieMercury一样好，但总不能一进社团就说要做主唱，让人家觉得你是神志不清。走不成巨星路线，又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台湾有高中生摇滚音乐知识的"电视冠军"比赛，我一定可以过关斩将，却不幸看到校刊中一位学长写的披头士（TheBeatles）分析，才知道有人可以这样一面严肃地研究音乐，一面把这些伟人当作他的邻居般谈笑风生。相比之下，自己的程度根本是幼儿园水平。后来，当然发现被他吓到无须兴起轻生念头，因为此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在高中时代就是六○年代的专家、现在的五四三音乐站站长马世芳。
好吧，音乐程度无法超越别人，那么，我仅能做的就是坚持一个摇滚青年的精神，背上刻着"摇滚不死"，胸前写着"摇滚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其实也懵懵懂懂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抗拒主流体制的反叛姿势。
反叛。是的，在我还没有开始彻底"政治化"的少年时期，摇滚乐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概念与符号。
３.
上了大学后，一方面认识《摇滚客》杂志，认识水晶唱片，才知道所谓的"新音乐"或"另类"音乐，那是另一个全新的视野。
同时，我在大学的热情也从音乐转向另一个世界：学生运动以及可以用来革命的种种知识。我疯狂迷恋六○年代的学运，却逐渐发现在那个狂暴年代中，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流行乐。于是，从这个革命世界往回看我的音乐世界，我对摇滚乐的反叛姿态有了更深一层认识。
４.
1995年大学毕业，生命再度产生新的化学变化。那一年《破报》正要创刊，因缘际会认识了这群创刊的激进分子。赫然发现有人是这样阅读摇滚乐的，并且有这么多学术论述在分析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和与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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