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话，远远传来了几声鸡叫的声音。我抬头一望，窗户上已经发白。我站起来说：“天快亮了，您今儿可真累着了，您请休息吧。”她说：“我这就睡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是要你明白，我们家在这几十年里边，总是自己刻苦来帮别人的忙。将来你要是有了出息，千万可别学那种只管自己、不顾旁人的坏脾气。你该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恕道的门风。”我服侍她睡了，才悄悄地回到我的卧房，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祖父的事迹
在前清帝制时代，皇帝、皇太后死了叫做“国丧”。在我祖父管领四喜班期间，遭遇到两次“国丧”，全国的人都得替他们服丧戴孝。一百天之内，不许剃头，不许宴会，不许娱乐，不许动响器，甚至连街上卖糖担子上的锣都不许响。各戏院全部停业。死了一个人，就会使成千成万戏剧工作者的生活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帝制时代的淫威的。而我祖父所受的损失却要比别人更大。至于如何勉强支持，渡过难关，萧长华先生曾经有过详细的叙述。
据萧先生说：“当时戏剧界里有大班小班的区别，小班是短期的流动组织，资本薄弱，人数有限，遇到‘国丧’，无力支持就只有解散。大班如四喜、三庆、春台等规模较大，又是固定组织，所有的演员都订有契约，领班人设有‘下处’（即宿舍）供给全体演员食宿；每人都有一定的戏份，为了照顾同业的生计，所以不能解散。但是习惯上，遇到意外事件，短期内不能演出时，大半只开半个戏份来维持演员的生活。梅老先生的四喜班，是照演出时的待遇，全体工作人员开全份，当时戏剧界交口称道，认为是一种厚谊。
“其实他并没钱，他是靠了借债来开发包银的。这样他的损失就非常之大，最严重的是两次‘国丧’衔接起来（清穆宗载淳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孝哲后——穆宗载淳之妻死于光绪元年二月，相距不足百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始终是维持着这种全份的待遇，从来不对他们打厘的（后台术语，打厘就是打折扣的意思），他自己没有钱，起初是向汇票庄借，后来也跟私人告贷了。
“梅老先生因为四喜班赔垫过多，实在难以维持，想请时小福老先生来替他管理。那时，时老先生自己管理着春台班，无法兼顾，没有答应。后来感觉到四喜班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要是再没有援助，眼看着就要瓦解，许多同业也必定跟着失业。时老先生不肯坐视他们挨饿受冻，就借给梅老先生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银子。过了一个时期，还是不能支持。时老先生竟至卖了自己住的房子，来挽救四喜班最后的危机。”
京戏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由于四大徽班创业的几位领导人不断的奋斗和互助，才奠定了百年的基础，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我祖父还有“焚券”与“赎当”两件事，晚清人士的笔记里常常提到，但记载得不够详细，还把这两位朋友的姓名缺而不载。当年我祖母是告诉过我的，事隔多年，我也有点模糊了。这两位朋友都擅长词曲，他们对我祖父在演出方面有过不少的帮助。让我分别来讲一讲。
（一）焚券。我从小听说有一位杨镜秋先生喜欢看我祖父的戏。每逢我祖父有戏，他是风雨无阻，必定到场的。后来彼此渐渐熟识，成了朝夕见面的好朋友，才知道他不但听戏在行，还会编剧本。四喜班排的《贵寿图》、《乘龙会》等新戏，就都是他的手笔。他做京官很穷，我祖父时常接济他。所以本书的初版内，我把祖母所讲“焚券”里的对象，就认为是杨镜秋了。张难先先生看到了这本书，从汉口给我来信说：
承赐大作，我尽一日之力看完甚快。惟第二十二页“焚券”一段，与我一世交——关思赓有关。当即函询，兹得复书，特转阅，以资参考。我这“不惮烦”的动机，是感于“赎当”一段的可怜人姓字已不能记忆了，因而不厌求详，以渎视听。
所附关先生答函，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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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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