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混乱的思绪缠绕着我，但是有两点回忆却不停闪现，挥之不去。一个是，9对于约翰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他是10月9日出生的，他的第二个儿子肖恩也出生在这一天。他母亲曾经住所的门牌号是9；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住处的门牌号是18（9的倍数）；朱利安出生的医院地址也是9号；布赖恩?爱泼斯坦① 是在某个月的9日第一次听到披头士的音乐的；他们是在9日签了第一份唱片合同。而且，约翰也是在9日与小野洋子相遇的。这个数字在约翰的生活里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很多次，以至于他还为此专门创作了三首歌曲《909后班车》（One After 909）、《革命之9》（Revolution 9）、《9号梦幻》（# 9 Dream）。现在，他同样死在了9日—多么惊人的巧合！ 我接下来的回忆就是，在过去的14年里，约翰一直生活在害怕被枪杀的恐惧当中。1966年他收到了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给他的信，说他将会在美国被人用枪打死。对此我们都很不安：当时披头士正要进行他们在美国的最后一次巡演，当然我们就以为这个警告是指那一次。当时约翰刚刚发表了他那次不受欢迎的言论—“披头士比耶稣还要受人喜爱”，引起了全世界的骚动，几乎每封来信都带有警告和威胁，但是这封信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尽管当时很害怕，但他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被迫为他所说的话道了歉。当他完好无损地回到家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个警告仍然留在了他的脑子里，从那以后，他好像一直在扭头看，等待着枪手的出现。他总说：“我有一天会被人用枪打死。”现在，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被枪杀了。
我们在快到正午的时候到达了里辛，就当车子要驶入那个平时安静得像睡着了一样的小镇时，我的心沉了下来。我的丈夫根本无法向朱利安隐瞒这个消息：小镇里挤满了记者。许多人拿着相机和话筒，挤满了广场、街道，甚至我们的酒吧。
我们惊讶万分，赶快想办法把车停在了几条街以外的地方，然后偷偷从酒吧后门溜了进去，以避开前面人们的注意。屋子里，我的丈夫正在不安地走来走去，而妈妈正从拉着的窗帘后面张望着门前拥挤的人们。她当时已经77岁了，并已出现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所以我把她接来和安吉住在酒吧的楼上，好照顾她。看见外面围了那么多人，她被弄晕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望着我的丈夫，眼神说出了我的问题：朱利安知道吗？他冲着楼梯点了点头。过了一分钟，朱利安从楼梯上跑了下来，瘦小的身体钻到了我的怀里。我伸出双臂抱住了他。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趴在我的肩膀上抽泣起来。我抱着他一起流泪，他父亲的死带给我们的是撕心裂肺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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