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西汉虽然不被认可，但经过刘歆等人的努力，到了东汉以后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许多大学者如郑众、贾逵都为《左传》作注，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三国时的钟繇戏说《左传》是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可见在魏晋以后，它们彼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左传》的价值逐渐被学者们认可和肯定。
虽然有刘歆的努力，但《左传》在汉代却并没有得到当时官学的认可，原因可能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西汉时人们只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才是《春秋》的传，许多人认为《左传》并不是《春秋》的传，甚至到了近现代，也有学者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左传》和《春秋》的关系，在汉代就有学者比喻为犹如衣之表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汉代的桓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有了《左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春秋》；反过来，有了《春秋》，也才会把《左传》读得更明白。
我们今天阅读《左传》，会看到《左传》中包括进了《春秋》这部书的内容，也就是说，已是一个“经”（《春秋》）和“传”（《左传》）的合编本。不过在早期，大概在西晋之前，《春秋》和《左传》其实是分别单独流传的，到西晋时杜预为《左传》作注，才把经、传合编到一起。
《左传》的记事，和《春秋》一样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但一直记到赵、魏、韩三家灭晋（公元前453年），比《春秋》下延28年。《左传》里的《春秋》，记事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后一句是“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中的《春秋》都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不太一样，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补记了两年到孔子去世为止，所以《春秋》的下限，一般不把这两年计算在内。
《左传》虽然解释《春秋》，但并不为《春秋》所拘泥。在《左传》中，有一些无《传》之《经》，也就是说《春秋经》里记载有某事，在《左传》中却毫无解释；在《左传》中还有很多的无《经》之《传》，也就是说在《春秋经》里并没有记载某事，在《左传》中却有记载。有的时候，《左传》和《春秋》的记载还会出现一点矛盾，一般来说，这种时候往往是《左传》对《春秋》记载失误的地方进行了纠正。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是鲁国人左丘明。《史记》中说，鲁国的左丘明担忧弟子们在读《春秋》时出现误解，失去了孔子的原意，所以写了《左传》专门来解释《春秋》。关于左丘明这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论语》里就记载有孔子谈到左丘明的话：“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不过，关于左丘明这个人本身还存在许多争论，问题很多，例如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姓左名丘明，也有人说他复姓左丘名明；又如关于他的时代，有人认为他比孔子早，有人认为他和孔子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学生，时代要晚于孔子。不管怎样，实际上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他就是《左传》的作者。有学者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代的儒家别派中的某一人；也有学者认为《左传》的作者可能是战国的吴起。在今天，这个问题，恐怕还很难有定论，还有待于继续探讨。
《左传》的语言文字，既平易简直，又生动形象，是上古汉语言文学的典范之作，既擅长于战争宏大场面的描写，又能对人物作栩栩如生的细节刻画，对后世史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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