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担任伯尔尼专利局职员时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论文。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当物理教授时做的笔记。
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但是并非从天而降的天才。他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够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个凡人,但是也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思考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他,切不可买椟还珠。
克里克:改行改出科学奇迹
2004年7月28日,当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美国圣地亚哥逝世。克里克晚年在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工作,我曾经在该所做过博士后研究,与他有数面之缘,聆听过他的教诲,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辆挂着“ATCG”(表示DNA的碱基配对)车牌的宝马车总是早早地停在专用车位上。9月27日,索尔克研究所举行追悼仪式,在该所工作的一个中国人来函建议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正在构思的时候,10月6日,又传来了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逝世的消息。这两名英国生物学家在1962年由于他们在1953年发现核酸(DNA)的分子结构及其在生物物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而与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ames Watson)分享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现在他们又在同一年先后逝世,而且两人年纪相同,都出生于1916年(克里克早出生半年)。沃森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成为了分子生物学的领军人物,在1968年担任冷泉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将它变成了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世界中心。但是两人的共同之处还不止于此:与沃森是科班出生的生物学家不同,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原来是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转行搞生物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科技战争,尤其是像英国这种人力和物力资源都缺乏的岛国,更倚重科技的进步来改变战争的进程。大批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被征召为军方服务,破译密码,研制雷达、声呐、计算机、核武器。克里克1937年从伦敦的大学学院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又开始攻读物理博士学位,但是1939年战争爆发,他被迫中断学业,为英国海军部工作,研制磁性水雷和感音水雷。威尔金斯比克里克晚一年获得物理学士学位(剑桥大学),但在1940年读完了物理学博士(伯明翰大学),其论文与雷达有关,在战争期间他参与研制雷达,1943年又到美国伯克利参与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战争结束后,这些曾经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物理学家的出路成了问题。许多人必须改行。其中不少年轻的物理学家,在大物理学家玻尔和薛定锷的激励下,投身到生物学的研究。此时的物理学界,在经历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场革命后,进入了所谓“常规科学”时期,似乎已没有重大问题可解决,满足不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物理学家的求知欲。而生物学相对来说还是一块未开垦的神秘领域,特别是生物的遗传,在当时还是一个谜。玻尔和薛定锷都认为通过研究生命现象有可能发现新的物理定律,向物理学家们发出了号召。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后来都强调薛定锷在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用物理方法研究生命现象。弗兰克林因为长期接触X射线,患癌症过早地逝世。克里克先是研究细胞中磁性颗粒的运动,在听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新成立了一个研究组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蛋白质的结构后,便要求转到那里做博士论文。差不多同时,威尔金斯也到伦敦的国王学院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DNA的晶体结构,以后又来了一位女化学家弗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1920-1958)与他一起工作。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不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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