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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筑 》 中國建築史 》
第七章 元·明·清·第五節 元·明·清建築特徵之分析
梁思成 Liang Saicheng
一、建築型類
城市設計 元、明、清三朝，除明太祖建都南京之短短二十餘年外，皆以今之北京為帝都。元之大都為南北較長東西較短之近正方形。在城之西部，在中軸綫上建宮城；宮城西側太液池為內苑。宮城之東西北三面為市廛民居。京城街衢廣阔，十字交錯如棋盤，而於城之正中立鼓樓焉。城中規模氣象，讀馬可波羅行記可得其大概。明之北京，將元城北部約三分之一廢除，而展其南約裏許，使成南北較短之近正方形，使皇城之前馳道加長，遂增進其莊嚴氣象。及嘉靖增築外城，而成凸字形之輪廓，並將城之全部磚甃。城中街衢衝要之處，多立轉角樓牌坊等，而直城門諸大街，以城樓為其對景，在城市設計上均為傑作（第187圖）。
元、明以後，各地方城鎮，均已形成後世所見之規模。城中主要街道多為南北東西相交之大街。相交點上之鐘樓或鼓樓，已成為必具之觀瞻建築。而城鎮中心往往設立牌坊，廟宇之前之戲臺與照壁，均為重要點綴。
平面佈置，在我國傳統之平面佈置上，元、明、清三代僅在細節上略有特異之點。唐、宋以前宮殿廟宇之回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現其連續周匝之現象。佛寺之塔，在遼、宋尚有建於寺中軸綫上者，至元代以後，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已不復見此製矣。宮殿廟宇之規模較大者胥增加其前後進數。若有增設偏院者，則偏院自有前後中軸綫，在設計上完全獨立，與其側之正院鮮有圖案關係者。觀之明清實例，尤為顯著，麯阜孔廟，北京智化寺護國寺皆其例也。
至於各個建築物之佈置，如古東西階之製，在元代尚見一二罕例，明以後遂不復見。正殿與寢殿間之柱廊，為金代建築最特殊之佈置法（第106圖）元代尚沿用之（第110圖），至明清亦極罕見。而清宮殿中所喜用之“勾連搭”以增加屋之進深者，則前所未見之配置法也。
就建築物之型類言，如殿宇廳堂樓閣等，雖結構及細節上有特徵，但均為前代所有之類型。其為元明清以後所特有者，個別分析如下：
城及城樓 城及城樓，實物僅及明初，元以前實物，除山東泰安岱廟門為可疑之金元遺構外，尚未發現也。山西大同城門樓，為城樓最古實例，建於明洪武間，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廈嚮外，與後世適反其方向。北京城樓為重層之木構樓，其中阜成門為明中葉物，其餘均清代所建。北京角樓及各甕城之箭樓閘樓，均為特殊之建築型類，甃以厚墻，墻設小窗，為堅強之防禦建築，不若城樓之純為觀瞻建築也。至若皇城及紫禁城之門樓角樓，均單層，其結構裝飾與宮殿相同，蓋重莊嚴華貴，以觀瞻為前題也。
磚殿 元以前之磚建築，除墓藏外，鮮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無數磚塔除以券為門外，內部結構多疊澀支出，未嘗見真正之發券。自明中葉以後，以筒券為殿屋之風驟興，如山西五臺山顯慶寺，太原永祚寺（第144圖），江蘇吳縣開元寺，四川峨眉萬年寺，均有明代之無梁殿。至於清代則如北京西山無梁殿（第188圖）及北海頤和園等處所見，實例不可勝數，此法之應用，與耶穌會士之東來有無關係，頗堪尋味。
佛塔 自元以後，不復見木塔之建造。磚塔已以八角平面為其標準形製，偶亦有作六角形者，僅極少數例外，尚作方形。塔上鬥拱之施用，亦隨木構比例而縮小，於是檐出亦短，佛塔之外輪廓綫上已失去其檐下深影之水平重綫。在塔身之收分上，各層相等收分，外綫已鮮見唐宋圓和捲殺。塔表以琉璃為飾，亦為明清特徵。瓶形塔之出現，為此期佛塔建築一新獻，而在此數百年間，各時期亦各有顯著之特徵。元明之塔座，用雙層須彌座，塔肚肥圓，十三天碩大，而清塔則須彌座化為單層，塔肚漸趨瘦直，飾以眼光門，十三天瘦直如柱，其形製變化殊甚焉（第197圖）。
陵墓 明、清陵墓之製，前建戟門享殿，後築寶城寶頂，立方城明樓，皆為前代所無之特殊制度。明代戟門稱棱恩門，享殿稱棱恩殿；清代改棱恩曰隆恩。明代寶城，如南京孝陵及昌平長陵，其平面均為圓形，而清代則有正圓至長圓不等。方城明樓之後，以寶城之一部分作月牙城，為清代所常見，而明代所無也。然而清諸陵中，形製亦極不一律。除寶頂之平面形狀及月牙城之可有可無外，並方城明樓亦可省卻者，如西陵之慕陵是也。至於享殿及其前之配置，明清大致相同，而清代諸陵尤為一律。
清代地宮據樣式房雷氏圖，有僅一室一門，如慕陵者，亦有前後多重門室相接者，則昌陵（第164圖）、崇陵皆其實例也。
橋 明、清以後，橋之構造以發券者為最多，在結構方法上，已大致標準化，至清代而並其形製比例亦加以規定[1]，故北京附近清代官建橋梁，大致均同一標準形式。至於平板石橋，索橋，木橋等等，則多散見於各地，各因地勢材料而異其製焉。
民居 我國對於居室之傳統觀念，有如衣服，鮮求其永固，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之住宅，殆無存者。故關於民居方面之實物，僅現代或清末房捨而已。全國各地因地勢及氣候之不同，其民居雖各有其特徵，然亦有其共徵，蓋因構架製之富於伸縮性，故能在極端不同之自然環境下，適宜應用。已詳上文，今不復贅。
牌樓 宋元以前僅見烏頭門於文獻，而未見牌樓遺例。今所謂牌樓者，實為明清特有之建築型類。明代牌樓以昌平明陵之石牌樓（第137圖）為規模最大，六柱五間十一樓。唯為石建，其為木構原型之變型，殆無疑義，故可推知牌樓之形成，必在明以前也。大同舊鎮署前牌樓，四柱三間，其鬥拱、檐拱橫貫全部，且作重檐，審其細節似屬明構。清式牌樓，亦由官定則例[2]，有木石，琉璃等不同型類。其石牌坊之作法，與明陵牌樓比較幾完全相同。
庭園 我國庭園雖自漢以來已與建築密切聯繫，然現存實物鮮有早於清初者。宮苑庭園除圓明園已被毀外，北平三海及熱河行宮為清初以來規模；北京頤和園則清末所建。江南庭園多出名手，為清初北方修建宮苑之藍本。
二、細節分析
階基及踏道 元明清之階基除最通常之階基外，特殊可註意者頗多。安平聖姑廟全部建於高臺之上（第110圖），較大同華嚴寺善化寺諸例尤為高峻，且全廟各殿，均建於臺上，蓋非可作通常階級論也。麯陽北嶽廟德寧殿（第109圖）及趙城明應王殿（第111圖）階級比例亦頗高。正定陽和樓之磚臺則下闢券門，如城門之製（第107圖），明、清二代如長陵棱恩殿（第129圖）、太廟前殿（第135圖）及北京清故宮諸殿（第148圖）均用三層或重層白石陛，繞以白石欄幹，而殿本身階基亦多作須彌座，飾以雕華，至為莊嚴華麗。至若天壇圜丘，僅臺三層，繞以白石欄幹，尤為純淨雄偉。宮殿階陛之前側各面，多出踏道一道或三道，其居中踏道之中部，更作禦路，不作階級，但以石版雕鎸竜鳳雲水等紋，故宮太和門太和殿階陛欄幹及踏道之雕飾，均稱精絶。
勾欄 元代除少數佛塔上偶見勾欄，大致遵循遼、金形製外，實物罕見。明、清勾欄鬥子蜀柱極為罕見。較之宋代，在比例上石欄幹趨嚮厚拙，木欄幹較為纖弱。營造法式木石勾欄比例完全相同，形製無殊。明、清官式勾欄，每版僅將巡杖以下荷葉墩之間鏤空，其他部分自巡杖以至華版僅為一厚石版而已。每版之間均立望柱，故所呈印象望柱如林，與宋代勾欄所呈現象迥異。至若各地園庭池沼則勾欄樣式千變萬化，極饒趣味[3]。河北趙縣永通橋上明正德間欄版則尚作鬥子蜀柱，及鬥子駝峰以承巡杖，有前期遺風，為僅有之孤例。
柱及柱礎[4] 自元代以後，梭柱之製，僅保留於南方，北方以直柱為常製矣。武義延福寺元代大殿內柱，捲殺之工極為精美，柱外輪綫圓和，至為悅目。柱下復用木櫍石礎，如宋營造法式之製，北地官式用柱，至清代而將徑與高定為一與十之比，柱身僅微收分，而無捲殺。柱礎之上雕為鼓鏡，不如雕飾。但在各地則柱之長短大小亦無定則。或方或圓隨宜選造。而柱礎之製江南巴蜀率多高起，蓋南方卑濕，為隔潮防腐計，勢所使然，而柱礎雕刻，亦多發展之餘地矣。
文廟建築之用石柱為一普遍習慣，麯阜大成殿，大成門，奎文閣等等均用石柱，而大成殿蟠竜柱尤為世人所熟識。但就結構方法言，石柱與木合構將柱頭鑿卯，以接受木闌額之榫頭，究非用石之道也。
門窗[5] 造門之製，自唐、宋迄明、清，在基本觀念及方法上幾全無變化。營造法式小木作中之版門及合版軟門，尤為後世所常見。其門之安裝，下用門枕，上用連楹，以安門軸，為數千年來古法。連楹則賴門簪以安於門額。唯唐及初宋門簪均為兩個，北宋末葉以後則四個為通常做法。門板上所用門釘，古者僅用釘門於橫楅，至明清而成為純粹之裝飾品矣。
屋內槅扇所用方格球紋菱紋等圖案，已詳見於營造法式，為明、清宮殿所必用。法式所有各種直欞或波紋欞窗，至清代僅見於江南民居，而為官式所鮮用。清式之支摘窗及檻窗，則均未見於宋元以前。在窗之設計方面，明、清似較前代進步焉。江南民居窗格紋樣，較北方精緻纖巧，頗多圖案極精，饒有風趣者。
長春園歐式建築之窗均為假窗，當時歐式樓觀之建築，蓋純為園中“布景”之用，非以興居遊宴寢處者，故窗之設亦非為通風取光而作也。
鬥拱[6]（第4圖） 就鬥拱之結構言，元代與宋應作為同一時期之兩階段觀。元之鬥拱比例尚大；昂尾挑起，尚保持其杠桿作用；補間鋪作朵數尚少，每間兩朵為最常見之例，麯陽德寧殿，正定陽和樓所見均如是。然而柱頭鋪作耍頭之增大，後尾挑起往往自耍頭挑起，已開明清鬥拱之挑尖梁頭及溜金鬥起秤桿之濫觴矣。
明、清二代，較之元以前鬥拱與殿屋之比例，日漸縮小（第189圖）。鬥拱之高，在遼宋為柱高之半者，至明清僅為柱高五分或六分之一。補間鋪作日見增多，雖明初之景福寺大殿及社稷壇享殿亦已增至四朵六朵，長陵棱恩殿更增至八朵，以後明清殿宇當心間用補間鋪作八朵，幾已成為定律。補間鋪作不唯不負結構荷載之勞，反為重纍，於是闌額（清稱額枋）在比例上漸趨粗大；其上之普拍枋（清稱平板枋），則須縮小，以免阻礙地面對於纖小鬥拱之視綫，故闌額與普拍枋之關係，在宋、金、元為T形者，至明而齊，至明末及清則反成凸字形矣。
在材之使用上，明清以後已完全失去前代之材栔觀念而僅以材之寬為鬥口。其材之高則變為二鬥口（二十分），不復有單材足材之別。於是柱頭枋上，往往若幹材“實拍”纍上，已將栔之觀念完全喪失矣。
在各件之細節上，昂之作用已完全喪失，無論為杪或昂均平置。明、清所謂之“起秤桿”之鎦金鬥，將耍頭或撐頭木（宋稱襯枋頭）之後尾伸引而上，往往多層相疊，如一立板，其尾端須特置托鬥枋以承之，故宋代原為荷載之結構部分者，竟亦淪為裝飾纍贅矣。柱頭鋪作上之耍頭，因為梁之伸出，不能隨鬥拱而縮小，於是梁頭仍保持其必需之尺寸，在比例上遂顯龐大之狀，而桃尖梁頭遂以形成（第189、193、194圖）。
構架[7] 柱梁構架在唐、宋、金、元為富有機能者，至明、清而成單調少趣之組合。在柱之分配上，大多每縫均立柱，鮮有抽減以減少地面之阻礙而求得更大之活動面積者。梁之斷面，日趨近正方形，清式以寬與高為五與六之比為定則，在力學上殊不合理。梁架與柱之間，大多直接卯合，將鬥拱部分減去，而將各架榑亦直接置於梁頭，結構簡單化，可謂為進步。明栿草栿之別，至明清亦不復存在，無論在其平暗之上下，均作法相同。月梁偶衹見於江南，官式則例已不復見此名稱矣。
平梁之上，唐以前衹立叉手承脊榑，宋、元立侏儒柱，輔以叉手。明、清以後，叉手已絶，而脊榑之重，遂改用侏儒柱（脊瓜柱）直接承托。
舉折之製，至清代而成舉架，蓋宋代先定舉高而各架折下，至清代則例則先由檐步按五舉，六舉，七舉，九舉遞加，故脊榑之高，由各架遞舉而得之偶然結果，其基本觀念，亦與前代迥異也。
藻井[8] 平棋樣式至明、清而成比例頗大之方井格，其花紋多彩畫團花竜鳳為多，稱天花板。藻井樣式明代喜以鬥拱構成復雜之如意鬥拱，如景縣開福寺大殿（第127圖）及南溪旋蠃殿所見。至如太和殿之蟠竜藻井，雕刻精美，為此式中罕有之佳例（第148圖）。
墻壁 墻壁材料自古有磚，板築，土磚三種。北京護國寺千佛殿墻壁，土磚壘砌，內置木骨[9]，為罕用實例。在磚墻之雕飾上，清代有磨磚對縫之法至為精妙。雕磚及琉璃亦為磚墻上常見之裝飾。明、清官式硬山山墻，作為墀頭，為前代所未見。
屋頂[見註7] 屋頂等第制度，明、清仍沿前朝之製，以四阿（廡殿）為最尊，九脊（歇山）次之，挑山又次之，硬山為下。清代四阿頂將垂脊嚮兩山逐漸屈出，謂之推山，使垂脊在四十五度角上之立面不作直綫，而為麯綫。其製蓋始於營造法式“兩頭增出脊榑”之法，至清代乃逐架遞加其麯度，而臻成熟之境。九脊頂之兩山，在宋代大多與稍間補間鋪作取齊，至清代乃嚮外端移出，大致與山墻取齊，故兩山之三角部分加大，宋、元兩山皆如“挑山”之製，以梁架為內外之間隔，山際施垂魚惹草等飾。明、清官式則因嚮外端移出，遂須支以草架柱子，而草架柱子醜陋，遂掩以山花板。於是明、清官式歇山屋頂，遂與宋以前九脊頂迥然異趣矣。
屋頂瓦飾[見註7]■ （筒瓦），瓪瓦（板瓦），明、清仍沿前朝之舊，元代琉璃瓦實物未之見。清代琉璃瓦之用極為普遍。黃色最尊，用於皇宮及孔廟；緑色次之，用於王府及寺觀；藍色象天，用於天壇。其它紅紫黑等雜色，用於離宮別館。
瓦飾之製，宋代稱為鴟尾者，清稱正吻，由富有生趣之尾形變為方形之上捲起圓形之硬拙裝飾，宋、金、元鴟尾比例瘦長，至明、清而近方形，上端捲起圓蠃旋，已完全失去尾之形狀。宋代壘瓦為脊者，至清代皆特為製範，成為分段之脊瓦，及其附屬綫道當溝等。垂脊與正脊相似而較小。垂獸形製尚少變化，但垂脊下端之蹲獸（走獸）及嬪伽（仙人）則數目增多，排列較密。
通常民居，衹用仰覆板瓦，上作清水脊，脊兩端翹起，稱朝天笏，為北京所最常見。
■瓦之法，北方多於椽上施望板，板上施草泥二三寸，以墊受瓦隴，蓋因天寒，屋頂宜厚以取暖。南方則胥於椽上直接浮放仰瓦，其上更浮放覆瓦，不施灰泥，蓋氣候溫和，足蔽雨露已足矣。
雕飾 明、清以後，雕刻裝飾，除用於屋頂瓦飾者外，多用於階基，須彌座、勾欄、石牌坊、華表、碑碣、石獅，亦為施用雕刻之處。太和殿石陛及勾欄、踏道、禦路，皆雕作竜鳳獅子云水等紋。殿階基須彌座上下作蓮瓣，束腰則飾以飄帶紋。雕刻之功，雖極精美，然均極端程式化，藝術造詣，不足與唐、宋雕刻相提並論也。
彩畫 元代彩畫僅見於安平聖姑廟，然僅紅土地上之墨綫畫而已。北京智化寺明代彩畫，尚有宋營造法式“豹腳”、“合蟬燕尾”、“簇三”之遺意。青緑疊暈之間，綴以一點紅，尤為奪目，清官式有合璽與旋子兩大類。合璽將梁枋分為若幹格，格內以走竜蟠竜為主要母題。旋子作分瓣圓花紋於梁枋近兩端處，因旋數及金色之多寡以定其等第，離宮別館民居則有作寫生花紋等，更有將說書戲劇繪於梁枋者，亦前代所未見也。
[1]王璧文《清官式石橋做法》。
[2]梁思成《營造算例》，劉敦楨《牌樓算例》。
[3]梁思成、劉緻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二集《石欄桿》。
[4]梁思成、劉緻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七集《柱礎》。
[5]陳仲篪《識小錄》，見《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六捲第二期。
[6]梁思成、劉緻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四集、第五集《鬥拱》。
[7]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
[8]梁思成、劉緻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十集《藻井》。
[9]劉敦楨《北平護國寺殘跡》，見《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六捲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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