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类 朱子學提綱   》 (二十八)朱子之史學      錢穆 Qian Mu

  以上略述朱子之四書學,此下當續述朱子之史學。
  朱子之學,重在內外合一,本末兼盡,精粗俱舉,體用皆備。就某一意義言,則史學屬於外末,衹及人事粗處用處。若不先在義理之大本大體上用功,而僅註意於史學,此為朱子所不許。然在理學家中,能精熟史學者,實惟朱子一人。不惟他人無可望其項背,即求其肯在史學上真實用心者,亦不多見。
  言史學,當分著史論史考史三項。朱子於此,皆所留心。其所為《通鑒綱目》,實亦是一番精心結撰之作,惜其未有成書。其他如《八朝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伊川年譜》等,皆是朱子在著史方面小試其技,然亦開出後人寫史許多法門。
  朱子在論史上,尤其特多創見。大體言之,朱子論史,可分為論治道,論心術,論人才,論世風之四者。此皆在歷史上有莫大關係。其論治道,則曰: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此所謂體,即是一大格局。朱子於歷代制度,無不精究。如論官製,論取士,論財政,論兵製,論刑法,論其他一切民事,無不委悉詳備。而尤極註意於歷代之因革。朱子認為法無不弊,弊則當變,故不主張法古而主張變法。
  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
  即如秦之變周,朱子亦謂有事勢之必變,亦是事勢合到這裏。雖說秦變得過了,但亦寄予以同情。但朱子又謂:
  秦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
  有變而不得其道者。有懷挾私心而不肯變者。亦有不知變者。尤其不肯變,則是病在心術上。朱子又極論宋代建官之弊,曰:
  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
  此即在今日民主政體下,若非有剛明智勇大有為之政治領袖,仍將不足以立事。而剛明二字,實更為難得。故朱子論治道,則必進而論心術。有與陳亮竜川辨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諸長函,最為朱子論史卓識所在。朱子認為漢唐開國,一切皆本之私意,而曰: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藉義以行其私。
  朱子稱心術為本領,有曰:
  本領全在無所係纍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衹如小屋收藏器貝,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陳竜川衹知事求可,功求成,但若不見道義,衹論功利,本領錯了,終亦無事業可言。朱子此番意見,直至清初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原法》諸篇,始為之重加闡發,此可謂是理學家觀點在歷史學政治學上之最大貢獻。
  論心術,亦不在專論君主。朱子又言: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卻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
  法弊易變,時弊在人。人之難變,以其心術本領之不易變,如此則仍須回覆到理學家所講之義理。
  朱子從其論治道,論心術,而推及於論人才與世風,大本則一,不再詳引。惟朱子皆是根據歷史情實而加以評述,後世惟王船山《讀通鑒論》,近似此一意味。
  朱子又曰: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個是盛衰之由,這個是成敗之端,說甚盛衰興亡治亂,直是自欺。
  孔子之道,即是人道大倫理所在。擱置了此大倫理,來談盛衰興亡治亂,衹知得有此事,不知此事背後之所以然之理,則到頭衹成得自欺。朱子又曰:
  衹管去考制度,卻都不曾理會個根本,一旦臨利害,卻都不濟事。
  每一事之背後必有理,同時又必有人,須理到人到而後事始到。故變法必待要變人,救時必待要救人,此亦是個根本,朱子理學史學之通貫合一處在此。又曰: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此處說到勢字,亦為治史應世者所必當註意一要項。理無不可為,而勢有不可為。明得勢,乃能識機會。此雖孔孟亦無如何。又曰:
  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醖釀,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
  勢非一時做得,乃由積久醖釀。朱子又曰:
  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
  朱子值南宋偏安之世,其生年正金兵陷臨安北還之年,其卒年下距元兵入臨安七十六年。生平於當時立國兵財大計,籌謀甚熟,尤於復仇北上之機會,揆度審的。謂秦檜死,高宗內禪,乃二大有為之機會。又言金亮之亂,乃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又曰:
  凡事要及早乘勢做,纔放冷了,便做不得。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所謂要切處,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竅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
  恢復之計,須是自傢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戰便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個硬相守底道理,卻一面自作措置。今五六十年間,衹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
  凡朱子指陳當時形勢,規劃兵財大計,不作高論,不落虛談,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見解,多從史學中來。惜其一生出仕時少,居傢時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雖皆指陳精要,恰中機宜,然亦迄未見用。至謂興起之事不可一日緩,維持之事衹有漸正之,此乃最切實之言。故其畢生惟以講學為急,其論時事,則除明快把捉恢復時機外,在時勢不符,機會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維持漸正之方。史學理學會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實亦難其匹儔。後人乃謂伊洛無救於靖康之難,朱子無救於南宋之亡,則孔子亦何補於春秋,孟子又何補於戰國。正為不治史學,乃為此孟浪之談。
  朱子於著史論史外,尤長於考史。自謂:
  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嚮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
  朱子考證工夫,多用在史學上,而又博及古今。考天文,考歷法,考地理,考水道,考形勢,考風土習俗,考陣法,考弓馬,考衣冠制度,考聲律,考花草,考魚鳥,而最多則在考史事。其考古史,較其所得,亦遠超於後人之畢生從事,如清儒崔述東壁《考信錄》之類。其於近代史,考論愈詳。如論荊公變法,新舊黨爭,皆經細核,不涉空言。即如其於濂溪,不僅闡述其思想,復詳考其生平行事著作,使後人重知濂溪其人其事。朱子考證工夫,誠亦不可謂其非卓越於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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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一)孔子與朱子(二)先秦儒至漢儒的流變
(三)三國兩晉至唐五代的儒學流變(四)宋之新儒(五)宋代之理學
(六)朱子為集儒學之大成者(七)朱子之理氣論(八)朱子之心性論
(九)朱子論宇宙之仁(十)朱子論宇宙之神(十一)朱子之聖人難為論
(十二)朱子論人心之仁(十三)朱子論心之誠(十四)朱子之天理人欲論
(十五)朱子之道心人心論(十六)朱子論敬(十七)朱子論靜
(十八)朱子論已發未發以及涵養省察(十九)朱子論剋己(二十)朱子論立志
(二十一)朱子論格物(二十二)朱子論象山(二十三)朱子論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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