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令张爱玲感到不耐的，还是乔纳生式的“热血青年”。在她看来，他们慷慨激昂的调子空洞苍白，而且可笑，因为与真实的人生毫不相干。内地的青年在抗战爆发之初对未来充满幻想，相信战火将给民族带来生机，人亦将成为崭新的人。张爱玲执著于她的所闻所见，同时也受她独特的视角的指引，对“炮火的洗礼”云云唯有不屑和鄙夷。相比而言，她看到人们在现实面前退缩、屈服，却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同情，因为以她的观点，那毕竟是对真实人生的某种趋近。
香港战事中，许多人受不了无牵无挂的空虚绝望，急于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没结婚的人都赶着结婚了。报纸上挤满了结婚广告，张的同学中提早结婚的也有。她在防空总部的办公室里曾遇到过一对准备领结婚证的男女，她揣度那男的“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他或者是个范柳原式玩世不恭的浪荡子，可是现在到这里来借汽车，一等几个小时，却是不时地与新娘子默默对视着，眼里满是恋恋不舍之情。朝不保夕的环境教他学会了怜取眼前人，珍惜到手的东西。这一幕给张爱玲极深的印象，或者她由此得了创作《倾城之恋》的灵感也未可知。至少我们可以说，她替白流苏、范柳原安排下那样一种结局时，脑子里一定想着那些匆匆结婚的人们，尤其是那对男女。放弃人生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退缩到个人生活的封闭小天地，固然令她感到莫名的悲哀，另一面她也有理解的同情，范柳原态度的转变在她看来乃是“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假如说“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那这悲剧中也贮满她乐于寻觅的人生的苍凉意味，而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也正是要传达出这种意味。
香港沦陷后，张爱玲倒又同她的许多同学一起，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去当看护。与她去做防空员一样，她做看护也还是出于不得已——张爱玲从未对社会服务表现出什么热情。这医院利用的就是港大的校舍，环境原是她所熟悉的，现在住满病人，对她成了一个陌生的、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她的病房里住的大都是战事中中了流弹的苦力，或是战乱中趁火打劫抢东西被击伤逮捕的人，断胳膊断腿，沉默、烦躁地躺在那里。脏乱的环境、污浊的空气、流血流脓的伤口、奇臭的烂蚀症、残损的肢体、麻木的面孔、痛苦扭曲的表情，这一切与张爱玲熟悉的充满布尔乔亚气息的世界相去实在太远，仿佛是现实的肮脏的某种呈现，逼着她注视。虽然她在另一场合说及中国人的生活时曾说“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在病房里却全无这样的宽宏和从容品味的心绪，她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自在、憎恶、恶心。
布尔乔亚的世界里如果有痛苦，那也绝不是这样穷形尽相的、赤裸的痛苦——她受不了这种痛苦。病房里有一个尻骨上得了烂蚀症的患者，痛得受不了，常常整夜整夜地大声呻唤，张爱玲没有同情，唯有厌恶，“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生命应当是华美的，是尽情的享受，不该有这样的惨厉。她时常上夜班，那个病人的呻唤成了她的一种折磨。她给我们记下了某天夜里的情形，那时她的同伴都昏昏欲睡，唯她一个醒着，去厨房烧牛奶：
……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一幕极准确地传达出张爱玲自己的形象，她于脏与乱之中仍能为自己布置起一个“澄静、光丽”的封闭小世界，她亦拼命地闭上眼睛拒绝、抵挡外面的肮脏现实，而那个现实如同病人悠长、痛苦的叫声，执拗地挤进她的世界，侵入她的意识，令她心烦意乱。
对肮脏现实厌恶、惧怕的情绪驱走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时可能会有的同情心，她称她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对于病人的要求，能不理会的她尽量不理会，烂蚀症病人不停叫唤着，直要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醒了，看不过去帮着一起喊，她才烦恼万分地出现。屏风后面是她的避难所，大部分时间她躲在那里看书，用书挡开外面发生的一切。她的同伴也和她一样冷漠。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她有更多的恼恨，不光是恨那个病人，因为她一边逃避着责任，一边也在通过同伴和自己的行为、态度究诘着人性。那个病人的死使她们如释重负，同时我们又看到她以怎样的并不超脱的语气叙述她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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