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 fucking number has been paging me all day 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 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 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 is fucking Joe Perella？（谁是Joe 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 Perella & 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而后电梯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