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生机的色彩绚丽的女人世界在长篇小说中的出现，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杰出的艺术创造。然而这并不说明作者妇女观的高明。这样一个艺术新天地的开拓，从根本上说来，并不是简单地仅仅是作家个人意志和艺术追求的产物，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所引起的小说题材转变的结果。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长期被压抑和被抹煞的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情欲和物欲开始得到重视和肯定。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鲜明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他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焚书·答邓明府》)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家庭，同样敏锐地反映出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异，因而引起了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的重视；而中国封建社会以男性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以及以男尊女卑为重要内容的正统文化思想，又都确定了妇女活动的主要天地在家庭。传宗接代、侍奉丈夫和公婆，成了女人的天职，贤妻良母成为社会所肯定和赞美的妇女范型。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确定了家庭是女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她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也是女人生命的归宿。因此，当长篇小说的题材由历史、政治、神话等转向现实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时候，一个女人世界便合乎逻辑地在《金瓶梅》中出现了。然而，历史现象常常是十分矛盾的，即使是社会思潮涌动的变革时期，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在普通人中也还是非常缓慢的。当女人活动的那个十分重要然而又十分狭小的天地——家庭，被文化人摄入他们视野之内的时候，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角色却丝毫没有改变。重视了她们的存在，却又更加鲜明地显现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轻賎和卑微。在明后期，小说题材的拓展，小说写作艺术的进步，其实是同中国女性的历史悲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词话本书前有一首《四贪词》，讲的是酒、色、财、气，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四贪中，最主要的是色和财，这成为明中叶以后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和新兴的商人）普遍追求和关注的内容，这种追求和关注直接影响到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也影响到不少男人和女人的命运。男人们疯狂的色欲追求，使得许多女性已不能按旧轨道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的正统妇女。妻妾成群的家庭里很难诞生标准的贤妻良母。妻妾间的争宠演变成无情的生存竞争，女性间相互嫉恨、争斗乃至残害，成为屡见不鲜的事实。女性的智慧和生命的活力，畸形地也是异乎寻常地在这种争宠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的形态及其特点，虽然与当事人的思想性格有关，但也同样不完全是某个女性自身的心性或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历史生活和正统文化逼迫她们不得不如此。即使是具有刚强性格和意志的女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也很难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极其可悲的。
《金瓶梅》真实地展现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在过去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未有过的。但由于历史生活的制约，也由于作者自身妇女观的落后，在他的笔下，妇女仍然只不过是满足男人淫欲的玩物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都跟这一点分不开，都是从属于男人并由男人的好恶来决定的。《金瓶梅》的作者敏锐地感受到妇女的智慧和才干并不弱于男性的生活真实，但他却还是背负着父权社会传统文化思想的沉重包袱，因而他也还只能从负面来展示女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些女人们围绕着男人(在小说中就是西门庆)，互相嫉妒、争宠、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目的只不过是求得稳稳当当地占据一个被西门庆所宠爱(实质上就是玩弄和泄欲的同义语)的位置而已。这些妇女生活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这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是个人的抗争很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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