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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 》 浮光掠影看平生 》
第29節：故宮古代書畫給我的眼福(1)
啓功 Qi Gong
故宮古代書畫給我的眼福
誰都曉得，論起我國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書畫，恐怕要屬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最為豐富了。它的豐富，並非一朝一夕憑空聚起的，它是清代乾隆內府的《石渠寶笈》所收為大宗的主要藏品。清高宗乾隆皇帝酷好書畫，以帝王的勢力來收集，表面看來，似乎可以毫不費力，其實還是在明末清初幾個"大收藏傢"搜羅鑒定的成果上積纍起來的。那時這幾個"大收藏傢"是河北的梁清標、北京的孫承澤、住在天津為權貴明珠辦事的安岐和康熙皇帝的侍從文官高士奇。這四個人生當明末清初，乘着明朝覆亡，文物流散的時候，大肆搜羅，各成一個"大收藏傢"。梁氏沒有著錄書傳下來，孫氏有《庚子銷夏記》，高氏有《江村銷夏錄》，安氏有《墨緑匯觀》。這些傢的藏品，都成了《石渠寶笈》的收藏基礎。本文所說的故宮書畫，即指《石渠寶笈》的藏品，後來增收的不在其內。
一九二四年時，前宣統皇帝溥儀被逐出宮，故官成立了博物院，後來經過點查，纔把官內舊藏的各種文物公開展覽。宣統出宮以前，曾將一些捲册名畫由溥傑帶出宮去，轉到長春，後來流散，又有一部分收回，所以故官博物院初建時的古書畫，絶大部分是大幅挂軸。
我在十七八歲時從賈羲民先生學畫，同時也由賈老師介紹並嚮吳鏡汀先生學畫。也看過些影印、縮印的古畫。那時正是故官博物院陸續展出古代書畫之始，每月的一、二、三日為優待參觀的日子，每人票價由一元錢減到三角錢。在陳列品中，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換。其它文物我不關心，古書畫的更換、添補，最引學書畫的人和鑒賞傢們的極大興趣。我的老師常常率領我和同學們到這時候去參觀。有些前代名傢在著作書中和畫上題跋中提到過某某名傢，這時居然見到真跡，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曾聽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衹曾聞名，連仿本都沒見過的，不過驚詫"原來如此"。至於曾看到些近代名人款識中所提到的"仿某人筆"，這時真見到了那位"某人"自己的作品，反倒發生奇怪的疑問，眼前這件"某人"的作品，怎麽竟和"仿某人筆"的那種畫法大不相同，尤其和我曾奉為經典的《芥子園畫譜》中所標明的某傢、某派毫不相幹。是我眼前的這件古畫不真，還是《芥子園》和題"仿某人"的藏傢造謠呢？後來很久很久纔懂得，《芥子園》作者的時代，許多名畫已入了幾個藏傢之手，近代人所題仿某人，更是輾轉得來，捕風捉影，與古畫真逃渺無關係了。這一層問題稍有理解之後，又發生了新疑問：明末的董其昌，確曾見過不少宋元名畫，他的後輩王時敏、王原祁祖孫也是以專學黃子久（公望）著名的。在他們的著作中，在他們畫上的題識中，看到大量講到黃子久畫風問題的話，但和我眼前的黃子久作品，怎麽也對不上口徑。請教於賈老師，老師也是董、王的信仰者，好講形似和神似的區別，給我破除的疑團，衹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四王吳惲"（清代六大畫傢）中，我衹覺得王翬還與宋元面目有相似處，但老師平日不喜王翬，我也不敢拿出王翬來與王原祁作比較論證了。這裏要作鄭重聲明的，清末文人對古畫的評鑒，至多到明代瀋周、文徵明和董其昌為止，再往上的就見不着了。所以眼光、論點，都受到一定的時代局限，這裏並非菲薄賈老師眼光狹窄。吳老師由王翬入手，常說文人畫是"外行"畫，好多年後纔曉得明代所稱"戾傢畫"就是此義。
這時所見宋元古晝，今天已經絶大部分有影印本發表，甚至還有許多件原大的影印本。現在略舉一些名傢的名作，以見那時眼福之富，對我震動之大。例如五代董源的《竜宿郊民圖》，趙幹的《江行初雪圖》，巨然的《秋山問道圖》，荊浩的《匡廬圖》，關仝的，《秋山晚翠圖》。北宋範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南宋李唐的《萬壑鬆風圖》，馬遠和夏圭的有款紈扇多件。元代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高剋恭的《雲橫秀嶺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等等，都是著名的"巨跡"。每次走入陳列室中，都仿佛踏進神仙世界。由於盼望每月初更換新展品，甚至萌發過罪過的想法。其中展覽最久不常更換的要屬範寬《溪山行旅圖》和郭熙《早春圖》，總擺在顯眼的位置，當我沒看到換上新展品時，曾對這兩件"經典的"名畫發出"還是這件"的怨言。今天得到這兩件原樣大的復製品，輪換着挂在屋裏，己經十多年了，還沒看夠，也可算對那時這句怨言的懺悔！至於元明畫派有類似父子傳承的關係，看來比較易於理解。而清代文人畫和宮廷應製的作品，已經沒有什麽吸引力了。
比故宮博物院成立還早些年的有"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熊希齡創設的，他把熱河清代行宮的文物運到北京，成立這個收藏陳列機構，分占文華、武英兩個殿，文華陳列書畫，武英陳列其它銅器、瓷器等等文物。古書畫當然比不上放宮博物院的那麽多，那麽好，但有兩件極其重要的名畫：一是失款夏圭畫《溪山清遠圖》，一是傳為董其昌縮摹宋元名畫《小中現大》巨册。其它除元明兩三件真跡外，可以說乏善可陳了。以上是當時所能見到宋元名畫的兩個地方。
至於法書如王羲之《快雪》、《奉橘》，孫過庭《書譜》、唐玄宗《鶺鴒頌》、蘇軾《赤壁賦》、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米芾《蜀素帖》和宋人手札多件。現在這些名畫、法書，絶大部分都已有了影印本，不待詳述。
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書畫陳列，曾有一度極其分散，主要展室是鐘粹宮，有些特製的玻璃櫃可展出些立幅、橫捲外，那些特別寬大或次要些的挂幅，衹好分散陳列在上書房、南書房和乾清宮東北頭轉角嚮南的室內，大部分直接挂在墻上，還在室內中間擺開桌案，粗些的捲册即攤在桌上，有些用玻璃片壓着，《南巡圖》若幹長捲橫展在坤寧宮窗戶裏邊，也沒有玻璃罩。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也足見那時藏品充斥、陳列工具不足的不得已的情況。
在每月月初參觀時，常常遇到許多位書畫傢、鑒賞傢老前輩，我們這些年輕人就更幸福了。
隨在他們後面，聽他們的品評、議論，增加我們的知識。特別是老輩們對古畫真偽有不同意見時，更引起我們的求知欲。隨後嚮老師請教誰的意見可信，得到印證。《石渠》所著錄的古書畫固然並不全真，老輩鑒定的意見也不是沒有參差，在這些棱縫中，鍛煉了我自己思考、比較以至判斷的能力，這是我們學習鑒定的初級的，也是極好的課堂。
不久博物院出版了《故宮周刊》，就更獲得一些古書畫的影印本。《周刊》是畫報的形式，影印必然是縮小的，但就如此的縮小影印本，在見過原本之後的讀者看來，究能喚起記憶，有個用來比較的依據。繼而又出了些影印專册，比起《周刊》上的縮本，又清晰許多，使我們的眼睛對原作的認識更進了一步。
歲月推移，抗戰開始，文華殿、鐘粹宮的書畫，隨着大批的文物南遷，幸而沒有遇見風險損失，現在藏於祖國的另一省市。抗戰勝利後，長春流散出的那批捲册，又由一些商人販運聚到北京。故官博物院又召集了許多位老輩專傢來鑒定、選擇、收購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這時我己到中年，並蒙陳垣先生提挈到輔仁大學教書，做了副教授。又蒙瀋兼士先生在故官博物院中派我一個專門委員的職務，具體做兩項工作：在文獻館看研究論文稿件，在古物館鑒定書畫。那時文獻館還增聘了幾位專門委員：王之相先生翻譯俄文老檔，齊如山先生、馬彥祥先生整理戲劇檔案，韓壽萱先生指導文物陳列，每月各送六十元車馬費。我看了許多稿子之外，還獲得參與鑒定收購古書畫的會議。在會上不僅飽了眼福，還可以親手展觀翻閱，連古書畫的裝潢制度，都得到進一步的瞭解，同時又獲聞許多老輩的議論，比若幹年前初在故宮參觀書畫陳列時的知識，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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