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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 》
“獨裁者”(10)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出於馬剋思主義的分析，毛澤東主義者傾嚮於把自己隊伍中的反對派當作階級敵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反動分子、修正主義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指的就是一度屬於革命隊伍但其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不同於主席的那些人。由於毛澤東繼續采取寬容與溫和的態度（治病救人），苦痛被部分地消除了。但是，正因為異端思想是資産階級行為的决定因素，所以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就不可避免地被混為一談了。［13９］
因此，“文化大革命”首先從攻擊知識分子入手，指責鄧拓、廖沫沙和吳晗（《三傢村札記》的作者）搞政治陰謀。吳晗（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在北大教書時曾從事過共産黨的地下活動，1952年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由於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對手彭德懷有牽連，受到了特別嚴厲的批判。在廬山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月，吳晗曾發表過一篇隨筆（《海瑞駡皇帝》），寫的是一位明代的名臣敢於批評嘉靖皇帝（1522—1566）的事情。在彭德懷受到秘密譴責從而被罷官之後，吳晗另一篇關於海瑞的雜文又發表了。最後，在1961年（在彭分發了五份“調查報告”，以尋求別人對他的支持的同時），吳晗寫出了一部同一主題的戲劇（《海瑞罷官》）。把該劇作發表的日期和劇本的主題聯繫在一起看（彭德懷難道不是正在駡他的皇帝嗎？），的確會使人聯想到這是一個陰謀。至少，毛澤東多次對中央委員會這樣講：“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40］1967年秋，彭受到公開批判後，這一點似乎成為公認的事實了。後來，一份紅衛兵的出版物提到，彭德懷於1962年作了一次最後的嘗試，想通過提交一份8萬字的“請願書”來為自己辯護，他大聲疾呼：“我無論如何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我想成為海瑞!”［141］而且，已出版的對彭的審訊記錄（彭於1966年12月28日在成都被紅衛兵拘捕）引用了彭自己說的話：“他（毛）罷我的官，我同意；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見。沒有什麽官職，我感到一身輕鬆。因為我不行，其他人比我強，我要告老還鄉。自從廬山會議以來，我這個‘海瑞’就完了。”［142］
雖然確有可能存在某種陰謀，但引起我們興趣的是陰謀的內容，而不是它的存在。吳晗和其他人之所以受到攻擊，是因為他們似乎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有權自由地作出批評性判斷。前面曾經指出，一個封建王朝的文官確信他在道義上有權批判君王，而不管他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吳晗或鄧拓等人所稱頌的，恰恰就是這種個人擁有自主權的形象。鄧是一位著名的新聞工作者，他曾主持過一個叫作“燕山夜話”的專欄，1961—1962年期間在報紙上連載，影響遍及全國。這個專欄多次提到李三纔、鄭板橋、米萬鐘等士大夫那種不妥協的“骨氣”和反抗精神，他們勇敢地指責皇帝的腐敗或獨斷專橫。鄧尤其喜愛東林黨人，他們曾經在17世紀20年代受到宦官們的鎮壓。這個包括顧炎武（1613—1682）和黃宗羲（1610—1695）的親戚在內的文人團體，長期以來曾經是儒傢英雄主義的典範；而且這個團體的“正氣”在民國時期繼續受到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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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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