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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独裁者”(10)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主义者倾向于把自己队伍中的反对派当作阶级敌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动分子、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指的就是一度属于革命队伍但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于主席的那些人。由于毛泽东继续采取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治病救人），苦痛被部分地消除了。但是，正因为异端思想是资产阶级行为的决定因素，所以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就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了。［13９］
因此，“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攻击知识分子入手，指责邓拓、廖沫沙和吴晗（《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搞政治阴谋。吴晗（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在北大教书时曾从事过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52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由于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对手彭德怀有牵连，受到了特别严厉的批判。在庐山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吴晗曾发表过一篇随笔（《海瑞骂皇帝》），写的是一位明代的名臣敢于批评嘉靖皇帝（1522—1566）的事情。在彭德怀受到秘密谴责从而被罢官之后，吴晗另一篇关于海瑞的杂文又发表了。最后，在1961年（在彭分发了五份“调查报告”，以寻求别人对他的支持的同时），吴晗写出了一部同一主题的戏剧（《海瑞罢官》）。把该剧作发表的日期和剧本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看（彭德怀难道不是正在骂他的皇帝吗？），的确会使人联想到这是一个阴谋。至少，毛泽东多次对中央委员会这样讲：“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40］1967年秋，彭受到公开批判后，这一点似乎成为公认的事实了。后来，一份红卫兵的出版物提到，彭德怀于1962年作了一次最后的尝试，想通过提交一份8万字的“请愿书”来为自己辩护，他大声疾呼：“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我想成为海瑞!”［141］而且，已出版的对彭的审讯记录（彭于1966年12月28日在成都被红卫兵拘捕）引用了彭自己说的话：“他（毛）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官职，我感到一身轻松。因为我不行，其他人比我强，我要告老还乡。自从庐山会议以来，我这个‘海瑞’就完了。”［142］
虽然确有可能存在某种阴谋，但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阴谋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存在。吴晗和其他人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们似乎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有权自由地作出批评性判断。前面曾经指出，一个封建王朝的文官确信他在道义上有权批判君王，而不管他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吴晗或邓拓等人所称颂的，恰恰就是这种个人拥有自主权的形象。邓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曾主持过一个叫作“燕山夜话”的专栏，1961—1962年期间在报纸上连载，影响遍及全国。这个专栏多次提到李三才、郑板桥、米万钟等士大夫那种不妥协的“骨气”和反抗精神，他们勇敢地指责皇帝的腐败或独断专横。邓尤其喜爱东林党人，他们曾经在17世纪20年代受到宦官们的镇压。这个包括顾炎武（1613—1682）和黄宗羲（1610—1695）的亲戚在内的文人团体，长期以来曾经是儒家英雄主义的典范；而且这个团体的“正气”在民国时期继续受到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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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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