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当晚，剧场经理请我到一个夜总会，那里是电影界和文艺人士聚会之所。我们刚坐下，一位穿着深色服装，身材不胖不瘦、修短合度、神采奕奕的壮年人走了过来，我看看似曾相识，正在追忆中，经理站起来介绍道：“这就是卓别林先生。”又对他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我和卓别林紧紧拉着手，他头一句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我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您，你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银幕上幽默滑稽的样子，判若两人了。”我们一边喝酒，谈得很投机。他还告诉我，他早年也是舞台演员，后来才投身电影界的。
那晚，我们照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卓别林合影，另一张是六个人合照的，我至今还保存着呢。
1936年2月9日，卓别林东游路过上海，上海文艺界在国际饭店设宴欢迎他。我们一见面，他就用双手按着我的两肩说：“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说这话时虽然面带笑容，但从他感慨的神情中，可以想到他近年的境遇并不十分顺利。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您比我辛苦，每部影片部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接着，卓别林介绍了宝莲?高黛（PauletteGoddard）女士和她的母亲与我见面。高黛女士是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的女主角。
晚饭后，我陪着卓别林和高黛女士母女同到“大世界”隔壁的共舞台去看当时上海流行的连台戏，在他们坐的花楼前面，摆着有“欢迎卓别林”字样的花篮，看来卓别林对于武行开打十二股档的套子以及各种跟头都感到兴趣。不一会儿，我们离开了共舞台，又一同到宁波路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演出的《法门寺》，入场时正赶上“行路”一场，台下寂静无声，观众聚精会神地静听马连良唱的大段西皮：“郿邬县在马上心神不定……”卓别林悄悄地坐下来，细听唱腔和胡琴的过门，他还用手在膝上轻轻试打节拍，津津有味地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却是一样的。”剧终后，卓别林与高黛女士都到台上同马连良见面，卓别林和马连良还合拍了照片留念。那天，马连良扮的是知县赵廉，戴纱帽，穿蓝官衣是明代服装，卓别林穿的是欧洲的便服。我不禁想起1930年在好莱坞和玛丽?璧克福合照的相片。那时，她穿的是西方的古装，我穿的是袍子马褂。这前后两次的两个时代、两个民族的友谊和文化的交流，是很有意思的。
在美国演出时，不仅结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还得到学术界对中国戏曲的重视。在洛杉矶演出期间，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赠予我荣誉文学博士荣衔。我在致答谢词中说：“兰芳此次来研究贵邦的戏剧艺术，承蒙贵邦人士如此厚待，获益极多。兰芳表演的是中国的古典戏剧，个人的艺术很不完备，幸蒙诸位赞许，不胜愧怍，但兰芳深知诸位此举，不是专门奖励兰芳个人的艺术，而是对中国文化的赞助，对中国民族的友谊。如此，兰芳才敢承受这一莫大的荣誉，今后当越加勉力，才不愧为波摩那大学家庭的一分子，不负诸位的奖励。”
1930年秋，我和剧团结束了在美国的演出，西渡太平洋回国。
1931年，我和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国剧学会，专门收集有关各部门的戏剧史料，并不断地约请几位戏剧专家到学会来演讲。这是对一般戏剧艺术有了根柢，还想进一层深造者的研究机构。会里还附设一个国剧传习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学生。我在传习所开学典礼上鼓励学员，一要敬业乐群，二要活泼严肃，三要勇猛精进，并在首次讲课的开场白说：“诸位同学，我们中国戏曲有千余年的历史，所以能流传到现在，自然有它相当的价值，不过中途经过了好些变迁，遗失湮沦的太多，现在就我所知的这么一点，贡献给大家来研究，将来能把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场中占一个优胜的位置，是我所最盼望的。中国戏曲的起源，是由于‘歌舞’，而它的优点也就在‘歌舞’能具备艺术的条件：真、善、美。这次我到美国的成功，‘舞’的成分就占大半。‘舞’在现时就叫身段，无论什么角色，做出一种身段得像真，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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