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只能省钱，不能生财，长此以往，坐山吃空，仅有的积蓄也会用光。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过去一直随他做“书记”官（秘书）的马梦得，从杞县赶到黄州，通过各种关系，把城东一块闲置的训练军队的营地要了过来，作为苏轼的躬耕之资。苏轼从此像陶渊明一样，过起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生涯，并想把自己的名号，定为“鏖糟陂里陶靖节”（陶渊明）。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说：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与王定国书》
“鏖糟”是湖州人的口语，意思是日子糟透了、过得窝心；“陂里”则是乡巴老的意思，苏轼后来曾用这四个字，笑骂在朝廷处处死守陈规、不知变通的程颐，说他是“鏖糟陂里叔孙通”，结果弄得对方极为恼火。其实这个名号并没多少恶意，苏轼给自己取“鏖糟陂里陶靖节”这个长长的名号时，就充满自嘲之意。无奈程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他和弟子们只以为“鏖糟陂里”是骂人的话，再加上为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名声不太好，从此二人结下深深的梁子。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之争，自此开始，以后演变成“蜀党”与“洛党”，可见玩笑不能随便开，更不能不看对象，这些将在《交游篇》里专论。
“鏖糟陂里陶靖节”之号太长、太拗口，又不合黄州语境，苏轼的这个名号没有叫开。由于他所耕种的那块地在城东，又是山地，俗称东坡，于是苏轼便以“东坡”为号，从此人称“东坡居士”。
然而有关“东坡”两个字的文化内涵，在此需要稍费笔墨。
苏轼率领全家开始躬耕后，曾写下著名的组诗《东坡八首》，一如陶渊明弃官躬耕之后写下的《归园田居》。南宋宰相兼诗人周必大，曾在所著《杂志》中这样解道：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白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盖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苏文忠公诗合注》载宋人施元之注引
“文忠”是南宋的孝宗皇帝对苏轼追封的谥号，这个封号既有文采过人之誉，又彰显其“挺挺大节”，只有苏轼的恩师欧阳修等少数人才能荣膺。周必大的话不无道理，苏轼确实对白居易赞赏有加，而白居易在忠州时写的那两首诗，也与此时的苏轼情境类似。周必大所说的《东坡》，实为《步东坡》，白居易在诗中说：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需要说明的是，白居易在忠州东坡，所种的是树，所爱的也是树。而苏轼在黄州东坡，以种大麦、小麦、水稻等粮食为主，只是偶尔夹杂一点果树、茶树。
《种花》全称为《东坡种花》，白居易写道：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白居易身为太守，追求的是观赏价值，这与苏轼在东坡上大种农作物以养家活口，大不相同。后世喜欢苏轼、研读东坡的人大都延用周氏之说，却没深入考证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白居易的东坡仅为地名，而苏轼决意要做“东坡人”、“东坡叟”，他的《东坡》绝句说：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显而易见，白居易在东坡种树种花，展现的是“市人”情趣，苏轼除了籍东坡以生存外，着意追求“野人”的乐趣。在诗歌上，苏轼于前代贤人推崇颇多，对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赞誉都远过白居易，而在文章上，他更将庄子、司马迁和唐代的陆贽奉作楷模，可谓转益多师，方成大家，并非惟白是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氏前缘：唐代的苏颋极有文名，做过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被封许国公。他在当益州刺史时，曾发现李白“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司马）相如”，唐玄宗称他为苏味道（苏轼先人）的继承者，并与宰相、燕国公张说共称“燕许大手笔 ”。苏颋在一首题为《新昌小园》的诗里，早就这样写道：
闲花傍户落，喧鸟逼檐驯。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