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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鄧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平反與重建
我們若要觀察十億以上中國人在"四個現代化"的標題下的十二年的活動（一九七九，一九九一），衹能從浮面看一個梗概，否則不易看出所以然來。實在說，我們無從討論中國人民在做什麽，衹能談淡中共領導人的一些行事。我們可以研究騎馬的人，卻難以研究馬。馬的力量是騎士無法匹敵的。馬往始料未及的方向衝的時候，騎士但求在馬背上坐穩就得花費很大氣力了，幾乎不可能將馬勒止。簡言之，重要的不是今天的中共政府是否太強大，而是它面對現代化要求時是否夠強大。十億人往工業化"起飛"的時候，其經濟成長是政府阻止不了的。統治者要解决的問題是：如何在政治係統上達成相搭配的成長．
八〇年代初的改革期間，中共試圖從毛澤東當政末年的最低點恢復元氣，在黨的人事、農村生産、工業管理、外貿與外資、科技各方面都努力加強。首先要打理的是領導班子。
由於"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已經把船撞上岩礁，中央委員會必須以集體領導重振共黨統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後，鄧小平雖然已被尊為"最高領導人"，表面上他仍衹擔任副總理的正式職務。不過，他的謙遜倒也允許他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階級鬥爭的風氣讓位給經濟改革與發展，毛的口號"政治挂帥"和"紅勝專"也被古來的治世名言"實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識形態的地位大貶。
新時代的來臨是由外交政策宣佈的。中共面轉嚮外，歡迎對外接觸。一九七二年開始的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圓滿達成。鄧副總理遊訪美國各地，讓美國人明白，能夠熬過文革的人不會把美國政治的這些老套把戲放在眼裏。不久就有上萬的中國留學生和科技專傢到美國來深造了，十萬名美國觀光客也帶着美元跑到中國去。從某些方面看，雙方是重修舊好了。
鄧的"開放"政策承認，中國經濟要進步，非得有更多科技與資本註入，這兩者都要自國外取得。科技轉移於是成為重大目標。與外國公司的安裝新機器或工廠、建觀光飯店、開採煤或石油的合約，都同時引入了資本和技術。不幸的是，工業發展也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雖然有管製污染的法
律，執行起來卻與大多數國傢一樣不夠徹底。
四個現代化涵蓋的是農業、工業、科技、國防，四者都沒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會科學家都會預期它跟着經濟改變一起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按中共一嚮先發製人的談判作風把政改排除在考慮之外，發佈了"四大堅持"，即是堅持：（1）社會主義路綫，（2）無産階級專政，（3）共黨領導，（4）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選自任的共黨專製政府和以前歷代的王朝一樣，要
繼續壟斷手中的權力。
鄧的政權的第一要務是，先承認以前犯的錯，以重新確立其統治權。政府檢討並修正以前對好幾類人士的錯誤批判，對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萬的地主和富農，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萬人，六〇年代初被指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鄉村人民，以及文革時期被冤枉的三百多萬幹部和被誣判的三十萬人。這些人，加上他們的傢人，被平反的人總共可能達到一億之譜。其中有許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劉少奇--是死後纔獲平反的。平反運動的規模大得驚人；進行了大約五年。
毛澤東本人是個問題。他既是中國的列寧兼中國的斯大林，不可能衹譴責他而無拆毀共産主義殿堂之虞。解决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記錄和晚期的壞記錄分開。算出來的結果是七成好三成壞，很巧，毛澤東評定斯大林的功過也是這個比例。毛澤東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為中國未來走嚮的指導原則，尤其是經過辯證能手巧妙闡釋過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黨中央委員會的"黨史問題"决議，也承認中委會對於集體領導之解體"應負部分責任"。這與古時皇帝下"罪己詔"是異麯同工的，皇帝對禍事或災難認錯，表示他沒有規避職責。為加強四個現代化的合理合法性，黨提出晚清李鴻章的自強運動，並且頌揚孫中山的言行，因為這兩個人都曾強調外國科技與機械的重要。
為了贏回人民的信心，黨員必須經過篩選以提高素質。總數四千萬的黨員之中，估計衹有百分之四有大學學歷，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萬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間入黨的，這些人的專業水準低，甚至連識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衆運動意識形態依然很濃。畢竟他們在黨內的主要經驗都是批鬥當權派。黨實在不能倚重這些人，必須先確立黨的紀律，一定要黨員先能服從黨的指示。但是黨的改革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屆黨大會中宣佈進行全面的整風運動，但這一次衹限於黨內，並沒有對群衆意見大張旗鼓。同時進行的，是吸收知識分子與技術專纔為黨員。黨的這次整風效率欠佳，雖然有數千人被開除黨籍或受處罰，但是對這麽大的黨而言，受處罰的黨員纔占百分之一點一，喪失黨員資格的衹占百分之零點四。至一九八五年為止的五年間，有一百萬名以上的資深幹部領了退職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間，一百三十一名高幹卸職了。他們一般都以黨新組的"中央咨詢委員會"的成員身分領取外快，這個咨詢委員會由鄧小平主持。曾任職《人民日報》的劉賓雁（1990），在八〇年代調查發現，貪污保守都可歸因於文革期間爬到高位而且還坐在位子上的那些黨員。顯然他們要死而後已。
軍方係統的刪減雖然進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預算與人員都大幅下降了。參謀部有四十名軍官退伍，軍官團的百分之十也跟着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間，解放軍原來的十一個軍區減為七個，高級軍官減了一半。此外，軍方在中委會裏也不再居優勢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幾個明顯的趨勢。專業性是軍方的主要目標，新兵中都市青年多於農村青年。主力部隊仍由中央嚴密控製，其中以陸軍為主，海空軍為副。外國武器購入後，提高解放軍的戰力。此外，軍方一般都避免涉人政治。
農業發展
二十年來，農業生産的成長一直趕不上期望的目標。由於農地改為建設用地，使可耕種土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十一。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間的五億八千六百萬人口，一九五七年增加至大約六億三千萬，一九七〇年是八億二千萬，一九七四年八億八千萬，八〇年代初超過了十億，一九八九年增為十二億。這樣的人口成長，吃掉了"緑色"農業革命的增産，而且使空間資源、住屋、公共設施都不敷所需。再者，這些過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訓練，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識字的。政策上的強調重工業、消除鄉村副業，導致農村有大約四至九千萬人失業，城市失業人門也在一至三千萬之間。即便有（也許正是因為有）大量資金投入工業，鄉村的低生活水平毫無改善。
中共最初的農業發展策略，是假定中國的勞動力可以供應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設施之需，如果這個勞動力能夠動起來的話。五〇年代的農業合作化與農村公社，確實曾經匯集了大量未利用的農村勞動力。當時用在挑運土石上的大量人力雖然十分浪費，但是按理論，從此以後生産量和生産力都會增加。不幸的是，這種農業自給自足策略--也是開發中國傢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於。按德魏特·柏金斯與沙希·尤蘇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結論，合作社與公社動員的勞動力，整體而言，未必改進了生産。
湯瑪士·勞斯基（1979）認為，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雖然投資的人力和收穫産品都有增加，事實上每個工作小時的生産力卻下降了。黃宗智（1991）進而犀利地指出，毛時代的整整三十年年農業管理，不過是保持了經濟成長上的復舊。在人口成長的壓力下，農民不斷增加殼類出産量，卻也不斷遞減其每個工作小時的報酬率。他們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穩。黃認為，這種大不幸的導因是，毛時代胡亂接受了歐洲馬剋思主義的經濟假說，而這種假說並不適合勞力供給豐富過剩的中國。復舊倒退的死鬍同--産品增加而無個人生産力之改進，多少世紀以來一直阻擋中國農人前進，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間依然阻擋如故。
城市與鄉下的收入均等化，也無甚成效可言。一個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區的資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貧脊、多山、灌溉係統不足的地區，農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捨，就註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區的農民卻一直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個阻礙均等化的因素是，嚴禁農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勞動力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況也就比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擴及四周附近的鄉下，卻擴不到太遠的地方。
處理一九七八年農業改革的時候，計劃者認識到以前農村管理的錯誤，尤其要修正的是對農民的動機刺激。最先是由趙紫陽在四川試行改革，同時也在安徽展開。全國各地的改革形式與進行時間都不一致。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鼓勵農傢從事𠔌物生産以外的副業。農民的副産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場上去賣，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産責任係統"。其中包含六、七種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約為基矗經過不同的試驗階段後，通常由生産小隊和各個農産協議契約。生産小隊的管理人員（幹部）擬好全面的計畫，再和各農戶商定各傢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約。契約載明出産作物的數量目標，以及農傢可領取的補償。其結果是，記帳的工作從以前的生産大隊轉回來給生産小隊--每小隊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戶不等。
把責任放給各個農戶，是很強的刺激力。因為，農傢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産的就愈多，並不是眼看着自己的生産成果往上繳了。土地不可以買賣，但可以按契約加以利用。農傢不再衹求達到地主政府徵糧𠔌的標準，現在衹要從自己耕的地上收成裏取某個定量交給小隊就成了。這種"包幹"制度，幾乎成為全國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訓誡為刺激力，要求衹生産𠔌類，給農傢副業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都是憑空畫的意識形態藍圖罷了。
制度改變的影響非常大。現在的地方主管不必衹顧嚮農民徵收規定數額的糧𠔌了，農民也不必為了生活而非從事業豬養雞的副業不可。現在整個小區可以聯合計晝如何提高生産增加收入了，結果則是兩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農村生産成長了大約兩倍半，遠超過人口成長。這乃是鄧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說，中國農業找到出路而願意嚮美國農業看齊就是走嚮"資本主義"，他可是大錯特錯了。農業的契約製乃是治國之術的最新風貌。自有歷史以來，中國的統治階級就想着如何把人民組織起來，藉以改進人民福利強化國本。現在他們卻發現，在半商業化的農業社會中，立契約可以激勵動機，從而提高生産。就是這麽簡單。古代的權謀之士看到這些安頓農村大衆於田地的新方法，必然會點頭稱許。
毛澤東政策的目標是要各地區"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窩結構，要求各公社將彼此的依賴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對商業行為的。這種政策徒然阻礙農村的發展。有許多計劃雖然達成了，但毛的農村自籌資金的工業化全面失敗，許多幹部遭到冷落，接着就是某種程度的消除集體化。在鄧小平的改革之下，新興的地方菁英階層--比地方幹部技術能力高且眼光遠，朝着地方貿易與多樣化等新目標推進。
共黨革命究竟為農傢做了些什麽呢？在八〇年代，人口與土地稀少的壓力比以往一嚮更大了，烹煮與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樹林濫伐。工作的負荷量根本未減少，地主階級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農民的心態、行為、機會。毛澤東時代已經打開了初級教育、公共衛生、較好技術的大門。人人平等的信條讓農民對自己、對自我潛能有了新的看法。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鄧的時代變成創業者，不再參加以前那種由委員會管理的集體業務，轉而做起各種各樣的事業。大型國營工廠的共黨職工卻反對這些小創業者，利用黨的籌資能力扶助合作事業，以減少個體戶的數目。這些黨工們一心一意要維持住大型的國營工廠，以表現賦與他們地方權威的"社會主義"是多麽優秀。
工業發展
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最突出的轉嚮即是開放外國的貿易、科技、投資。從一八〇〇年以來中國對外關係的角度看，這算得上是劇變。一八四〇與五〇年代的不平等條約未出現之前，清朝的政策明顯不註重外貿與對外接觸。對中國共産黨而言，自給自足最初乃是戰時經濟的信條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後，閉關自守不依賴進口的政策（僅對蘇聯集團除外），表達了很濃的反帝國主義情緒，而且以蘇聯的自給自足式工業發展為仿效的榜樣。
遲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資政策仍舊一昧模仿蘇聯。作為其依據的基本假設是：第一，資本與産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說，投資年年增加的話，産量也會年年增加。第二，外貿是不重要的，因此，生産消費商品以取得外資不在計劃之列。基於這些理由，工業化的上策就是盡量多投資，盡量減少消費。換句話說，重工業可建設光明前途，消費商品卻會妨礙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國民所得投進工業化。打着閉關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開了外資輸入可以帶來的好機會。
漸漸地，資本對産量的比例變了。也就是說，同樣數額的産量所需的投資量愈來愈大了。國民所得成長率下降，投資率卻繼續上升，留給消費率的空間就非常有限了。資金轉投入國防、工作動機低落、鐵路建設遭遇地形睏難等等因素，都妨礙了生産。此外，中共的工業設備老舊，大約六成需要換新。至於管理方面的問題，中央計劃與強調産量實際數額的規定太嚴苛，導致有貨無市，也就出現淨虧。一九七六年以後，蘇聯式的工業策略仍持續了好幾年。資歷最優的工業策劃人才之中，有一部分於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被趕下臺。經過文革以後，原來的三百多位高級經濟官員被整肅掉一百多人，保住職位的衹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權的蘇聯式管理經濟，省級和以下的生産單位的一切作業，都隸屬直通到北京相關部門的垂直結構之內，由某一位副總理監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想要達到迅速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原則應是農業集體化、中央計劃地方管理、加強第三前綫或其它便於防禦的內地省分的重工業。到了七〇年代，重工業、內地省分、北京官僚這三個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經濟政策，不過，中央控製式經濟難免的生産短缺、不顧及消費者需求等等特徵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計劃"令人想起孫中山的鐵路發展藍圖，衹顧理論而不務實際。例如，東北的大清油田是重要生産中心，計劃中就擬定要再開發十個類似的油田，根本不考慮有沒有這樣的油田可以開發。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計劃策略纔有了根本上的轉變，改為側重農業與銷往國外的消費商品。至於重工業，因為能源較不足，總得抑製了。同時，輕工業應藉助外資。
這些工業改革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復興，因為一切還是由黨和政府發號施令，而且還是以集體主義--即"社會主義"--為中心目標。不過，在工業的責任制度下，權威現在交給管理人員的比交給黨委的多了。國營企業不再把收益（與虧損）全部報繳政府，現在是自行管帳，按收益繳的所得稅雖然高，其餘卻可以用於再投資廠房機械或員工福利設施。企業本身的較多自主權，市場較開放，都大大增加了生産激勵。鄉間建立起富農經濟之際，工業發展也穩健地前進。
為了促進采礦、電子通訊等低利潤工業的生業，中央計劃部門定下"重點計劃"制度，可以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動員政府機構的力量。這個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預算中的許多建設腹案挪走，轉交到地方政府機構手裏。大傢都發現，建廠不宜從中央遙控。以前，建設公司衹管領取中央的撥款，也不管工廠能不能建成。現在卻不同了，建設公司必須參加投標，而且要保證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於是，一九七八年以後的中央地方均勢回到：（1）開放外貿與外資，（2）建設以前外貿興盛的沿海城市，（3）着重消費品生産與地方主動，不再全由中央控製。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難題。地方政府雖然迅速辦起生産因應市場需求的消費品生産輕工業，物價結構卻依舊取决於中央，並不隨市場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業間的激烈競爭擴張了輕工業，但也引來許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開支短絀、勞工成本哄擡、阻止一地的産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時，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發電、開礦等基本設施方面需用的經費也縮減了。整體而言，工業擴張似乎帶動官僚的大量參與--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這些並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勞工生産力。
七八年以後的改革給了私人企業和市場力量較大活動範圍，連帶使貸款需求擴大，導致銀行係統從中央嚮下疏散。中國人民銀行於是變成中央决策單位，監督專門辦理工商、外匯、國際投資、農業、保險、建築等事務的其它銀行。人民銀行與其從屬機構，藉貸款--而非撥予補助--製定了利率，從而鼓勵了成本效益。其結果是要把任用職員與作决定的權力從地方政治勢力手中抓過來。擁有三千處支行和總共三十萬職員的工商銀行，不但貸營運資本給工商企業，而且鼓勵工廠設備更新，以提高産量與效率。工業融資也藉助於債券發行，這暗示着股市將要出現了。
外貿與外資
一九七八年的開放外貿，也包括外國投資，特別是外國公司與中共政府機構的合資企業。由於中共承諾供給的土地、鐵公路、水電等基本設施，超出了負擔能力，早期與日、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大計劃不得不削減下來。
廣東是外貿活動歷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受香港影響最深的一省，中共便在這兒示範了給予"更多響應其本身需求的自主權"。廣東的國營貿易公司分公司可以獨立作業，獲準與香港和澳門進行貿易，而且可以保留大額利潤。這些分公司在投資、控製原料、製定工資方面也有更多自由。省裏每年衹需要按其收入繳一定限額給中央，或是繳固定金額即可。諸如此類的改製都刺激了貿易，並且給其他地區立下榜樣。
在禁止隨便出入的地方建設的三個"經濟特區"--深圳即是第一個，專供外國公司建工廠與職工宿舍之用。到一九八四年間，華東沿海共有十四個港市開放給外貿與外資，這些大多是昔時的通商門岸，但如今主權都歸中共了。合資企業數以百計地增加，但多半遇上以下的問題：勞工較便宜，卻經常有技術不足的情形；必須辦理的清結手續太繁多；再就是，外國投資人難以將其盈利運出。
契約法是國際貿易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外商貿爭執發生時，也需要中國律師。會計、契約、訴訟都成為國營企業營運中免不了的事務。為此，新法律發佈了，律師培訓的課程也加強了。
為了製定比行政命令更穩妥的規章，立法是必需的。一九八二年實行的國傢法明定，全國人大應該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實施的組織。一九五九年廢除的司法部於一九七九年再度設立，到一九八四年間，共有四等級的一萬五千個法庭與裁决所，任用法官大約七萬人。人民代理（訴）人與職業律師的職務也都恢復了，兩者都是國傢的公職人員。不過，被控告的人在未證明無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無辜的。司法也不能脫離黨而獨立。
科學與工技
中科院與科技委員會都恢復了積極運作，後者的職權是橫嚮切入政府各不同部門的垂直結構之中的。跨越各部門界限--尤其是軍方--的合作溝通有睏難，因此又於一九八三年成立直屬國務院的"科技領導小組"。中共從蘇聯那兒學來的垂直分門別部制度，必須改革成為比較整合的共同體。這包括破除歐洲式的學界障礙，不再是研究工作全歸研究院所，教學衹歸大學了。
更迫切需要的是研究與生産的銜接。按湯尼·賽剋（1989）在一九八四年做的調查，全國三千五百個研究機構的"科學上的成就"應用到生産方面的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八五年間，趙紫陽曾經指示研究與生産部門之間應有"無數有機性的聯繫"。以前研究機構競相挖角、彼此抄襲他人已經做過了的研究，這些舊作風現在都遭到研究機構的期刊與會議的嚴厲抵製。
科技涵廣的範圍很廣大，除了一百三十八個專業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與各省所屬的研究單位就有將近五千個，大學院校的還不包括在內。中央的領導控製根本忙不過來，經費來源也要靠研究機構和企業單位的合約幫忙，利用市場來促成"直嚮組織之間的交叉聯繫"。這種策略也有助於偏遠地區加入科技領域的活動。
將科技應用到公共衛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據約翰·艾文思（John R．Evans，見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鄉下地區的疾病數據圖表與一般工業化國傢大致相同"。預期壽命從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歲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歲。一至四歲嬰幼兒每一千名的
死亡率，從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總共有五十六所醫學院，包括教會的、外資的、省立的、國立的。經過文革以後的恢復期，一九八二年間已有一百一十六所醫學院，每年入學新生數目約三萬人。一百萬名受過高等醫學教育的醫療人才之外，還有兩百萬受過中、初級醫護訓練的人員。醫學教育的問題不外以下幾個：每個班級人數太多、課程和設備不足、教科書太死板、以結業考試為重。
黨與民衆
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旨在使黨的專政效果改進，包括設法縮小行政結構、提高幹部素質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的三年中，黨的調查委員會處理了七百七十萬封人民訴怨信函，接見了二百六十名訴怨者。這至少是一種表態。另一方面黨也整頓工作單位與居住單位的選舉制度，以正式選出的幹部在國營工廠、工會、城鄉住宅區的黨委會中服務。
另一個受關註的對象是新聞業，因為共黨是利用傳播媒體維持民衆對專政之默許的。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改革開始之時，中共的宣傳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實上，毛澤東中意的兩個第二號人物先後被指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劉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們已經不知什麽話是可信的了。傳媒的新一代讀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懷着譏誚態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責四人幫的弄權、放寬出版物的範圍，並且重新確立新聞的事實可信度。
對共黨而言，傳媒有三種功用。第一是把黨的政策傳達給人民，第二是讓官員們從新聞報導中獲得有關大衆心態與民衆生活實況的有用情報。這兩種功用合力按照某種群衆路綫維持黨與民衆之間的聯繫。第三種功用，按安德魯·納森（1985）指出，是"協助領導人與人民一同監督官僚係統"。其協助監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樣的批評或自我批評，另一個是發佈調查性的報導或讀者緻主編的來函。
報社派出的記者--尤其是《人民日報》的記者--有類似官方的身分，可以進入工作單位采訪並查閱檔案。找到了什麽營私舞弊或失職行為，便可以發表。最有名的例子當屬劉賓雁於八〇年代初揭發的貪污舞弊案。
此外，各報社於文革期間被關閉的"群衆工作"部門，現在又重新開放，每天要處理上百件民衆發牢騷告狀的來函。有的是私人睏難，有的是打官員行事不當的報告，其中不乏可以糾正彌補的事例。這令人想起古時候的御史，其任務便是揭發官員瀆職，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國的社會工作機構和國會辦公處也有類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國人之重視名譽、害怕惡名變成白紙黑字，報紙揭發卻有特別強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機和電視廣播以後，政府與人民的往來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卻是與美國全然迥異的。中國的輿情和輿論傾嚮采取道德姿態。道德的地位高於法律，表面上看來做了壞事的人很可能毀於不利的名聲。發佈報導的新聞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國，壞事纔會成為新聞。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國電訊社及新聞報導譯文編成的《參考新聞》，這分營銷量九百萬分的日報抵消了經常見諸報端的樂觀繁榮宣傳。
另一個激發擁護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復運作的地方選舉制度。選舉分為四級--五萬個鄉鎮（毛澤東時代的公社）、二七五〇個縣（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舉行會議的全國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時的一切選舉都暫停）的"選舉），是極權國傢式的，乃是衹有單一候選人的群衆投票儀式。這種最低限度的政治參與是連選票都不必看的，衹要把它投進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選舉法往前進了一步，安排了比應選名額略多的候選人。縣裏分區選出縣議會的代表，每個縣議會平均有大約三百名議員。全國人口都登記為選民，憑選舉證集會而參加提名，成為"國傢的主人"。黨監督下的選舉委員會將各集會提出的名單篩選後，選民們可以在為期五天的競選活動中認識一下這些獲得提名的候選人。
投票日如同過節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國總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點五六。縣議會代表任期三年。整體而言，鄧小平政府可以說是在教導人民如何進行選舉，類似孫中山與國民黨所說的"訓政"。但涉及政策與政權的時候極少。
老一輩的黨領導人對於改革的一些勢態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衆文化的影響，如服裝頭髮的式樣、爵士搖滾音樂、隨便的性關係、色情、顛覆性的寫作等。這一切都可能導嚮道德的敗壞。因此，保守人士策動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對"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運動，針對學生、作傢、藝術傢、知識分子的思想趨勢與生活方式進行攻擊。
環保運動是社會的先鋒。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間，文藝界與科學界人士曾抗議修築三峽大壩的計劃，隨後又有其它人附和。這個水壩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資紀念其豐功偉業的大建設；毛澤東的紀念物即是三峽大壩。毛的後繼者雖然受到一些反對意見的影響，似乎仍傾嚮於按原計劃進行。
民主運動
八〇年代的經濟改革與成長愈來愈使政治改革的話題超越了"四個堅持"的界限。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個堅持旨在保持共産黨的控製不衰，但"開放"以後，涌人中國的民主觀念使政治改革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東歐共産制度於一九八九年崩潰，也讓世人看見，列寧主義集體化控製經濟下的工業化已經欲振乏力。然而，市場經濟也隱含着思想觀念的自由交流，中共很難衹接受其一而排拒其二。
民主運動從一九七八年十月討論政治的大字報在北京出現的時候開始。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這個鼕季，"民主墻"上每天都有各方人士發表的大字報，有些學界人士表達的意見還被外國記者抄譯，這些都是共産黨不能忽視的不滿意見。一九七九年四月間，曾主張民主為"第五個現代化"的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被捕了，隨後便依不足信的罪名受審，判處了十五年徒刑，算是對其他人發出的警告。民主墻的活動也由是停止了。
這次民運背後一項普遍存在的事實是，許多人--不衹是學生--理念上已經與黨疏離了。列寧主義者利用馬剋思主義為指標而進行的共黨專政革命，已經被二十世紀的各式各樣變化成長淘汰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現在生活在電子時代的國際世界之中，延安時代的刻苦簡樸雖然仍是鄧小平和元老一代共黨珍視的記憶，卻不再能解决中共的問題。
但是，社會各層面一直特別註重的還是教育問題。文革期間荒廢了高等教育，全國大學入學考試恢復後，一九七七與一九七八年的考生資格從一嚮的二十一歲放寬到三十歲。一九七七年一共二十七萬八千個錄取名額，報考人數卻高達五百七十萬。一九七八年的三十萬個錄取名額，共有六百萬人報考爭齲到了一九八〇年，六百七十五所大學院校共招生一百四十萬人。這一小撮將掌理中國未來的菁英，分量不及總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潛力卻與稀少的數量成反比例。
正規大學教育之外，還有工廠與政府部門設置的工技學校，以及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教學節日，這些教學管道影響深遠，使數百萬城鄉人民雖沒有令人羨慕的大學畢業學歷，卻能當上兼職的學生。
中國共産黨怎會讓這些舉足輕重的菁英與黨疏離了？答案仍是有歷史性的。國民政府試圖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宣揚為國傢意識形態，但並未成功。以西方思想為取嚮的開明教育，持續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將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輸給中國知識分子，衹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年的整肅右派運動中壓製住他們。以後就靠受過部分教育的黨幹部把中國帶人現代化生活，但是黨幹部並未把這件事辦成功。如今，獲得平反的知識分子又帶領學生們背叛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了。
天安門大屠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國的獨裁政體從列寧主義藉得威力，但總能保持不引人註目。如國府軍隊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間以幾天時間屠殺了尚難確知的在臺北示威的臺籍人，當時並沒有多少美國人在場，也就未將此事宣告世人。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間為鞏固勢力處决了上百萬的人，都是零星逐步進行，未被外界新聞報導。要等到四十年後，電子時代纔追上中國統治者這種過了時的"不聽話就殺頭"的作風。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的事傳出去後，震撼丁全世界。
立場強硬的愛國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說，中國內部發生的事與外人無幹，這種民族主義信條卻已喪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況是，電視靠着人造衛星接力而環繞住整個地球村，培養了空前廣大的電視新聞觀衆群。正好蘇聯共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於當年五月間到北京來參加高峰會議，世界各國電視臺的主播及其新聞工作小組都來到北京報導此事。
這些人卻發現，寬闊的天安門廣場成了彩色績紛的露營區。數千名學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為爭取政治改革與人民參政權的民主運動，五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廣場上紮營。有些時日中，響應活動的人將近百萬。在全世界的註目下，有二、三千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但是年老的共黨領導人不為所動，不但拒絶與示威者談判，反而召來瞭解放軍。軍隊遲疑了許久，終於在六月四日開火，打死的無武裝示威者--按官方統計--有二百人，也許不止於此，打傷了上千的人。
此一舉，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國羅曼諾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殺無武裝示威者，使主政者喪失了城市民心與知識分子菁英的支持。不過，中共領導人對鄉下的人民卻很有把握。共黨領導人先痛斥民運是企圖製造混亂、毀滅共産黨的顛覆陰謀，繼而開始追捕所有與六四事件有關聯的人。結果是審訊、學生下獄、工人領袖被處决、學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義對待。共黨的專製政體覺得受到要求决策多元化的威脅，為了自救，便犧牲了想要參與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國抵擋不住落後的舊風。隨後兩年中的壓製行動，使公開的異議歸於沉寂。怎會如此呢?
第一個因素是，潛在的異議分子欠缺私産、合法人權、獨立地位。人們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間、人的接觸、出遊許可，現在全靠工作單位給予。學生爭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格後，仍是黨國機器的所屬物，必須靠服從的表現與關係開展前途。他們根深蒂固的順從權威的心理，即是他們的一個問題所在。
第二個因素是他們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紀以來，中國的經典教育就培養了對於純粹大公無私原則的信仰，絲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協餘地。墨子刻（1988）曾將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標"概述如下："一個沒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謀財的經濟體係，一個重要領導决策不受私利影響的政治體製，一個與兩大超強國同等的國際地位，一個沒有衆說紛紕一切道德與現實真理都匯於一統的知識生活，一個沒有壓迫、虛假、自私的文明，一個人人各得其所的社會。"
天安門事件的觀察者評論學生們的私人需求與其公開聲明之間的差距，也是以這種崇高理念為依據。學生們需要的是好一點的衣食、大一點的居住空間、多一些可讀的書、多一點以口與筆表達意見的機會。但是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來，會顯得可恥而不識大體。因此，他們公開的聲明都衹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貪污）、公正（反偏私）、國傢榮譽（反對外國侮辱）。學生們若是實話直說，是得不到知識上的認可的。甚至到了實際談判的時候，他們也提不出具體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裏剋和傑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見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門示威運動，最好能從中國傳統儀式與戲劇表演的觀點來看。示威者在大庭廣衆的面前結隊而行、舉標語、喊口號、團结一致，宣告了他們表達不滿的决心，同時卻重申對現行政府的忠誠。事實上，他們是在利用街頭劇場嚮當局陳情請願，沒有要質疑其權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動卻做得矛盾含糊。習慣搞官方運動的學生們，照例挑起大衆情緒來攻擊指定為目標的惡行。天安門廣場的絶食行動表現的是徹底的無私，示威的人打算為公衆利益而殉身。在年老的共黨領導人看來，此種爭民主的運動卻是在抨擊統治者壟斷權力。因此必須先發製人摧毀民運，以免自己被民運摧毀。其權威是絶對不容置疑的。
我們從這兒看見的是理學名教遺留傳統的破産。儒傢的自製自律也許繼續造就可從事公職公務的上選人才，同時卻抑止有關獨裁權威原由與合法性的政治推理。一個文明社會必須的一點適度的多元性，雖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卻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後記
前面的章節想要傳達的是怎樣的一種中國形象？這些章節對於中國的未來又有什麽暗示意義呢？以下是我自己就政治脈絡做的推斷。
一開始，乃是中國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國傢社會（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擁有而且據稱也行使的權力，引起我極大的興趣。當時生活的所有層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說，都與君主有關，在君主懷着戒備的監視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興趣的，是漢代的掌權者學會怎樣培訓、挑癬配合那些致力於正統儒傢理想及儀式的讀書士人。掌權者也發現藉着確立官方意識型態而任用官僚的辦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紀，隋唐兩代不但重建大一統的帝國，而且開始利用考試制度選拔公職人才，從而削弱了貴冑傢族的控製權。最後，宋代讓奉行理學名教的地方士紳或士大夫階級管理地方上的事務。
儘管歷史學者往往會忽略，一般都稱贊理學思想整理出來的秩序是禮教製服混亂的大成就。儒傢註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禮，證明思想灌輸和端莊的舉止都有助於維持文明社會的形象。獨裁統治的事實隱含在儒傢的治國邏輯（或可說治國迷思）之中，依此邏輯，統治者的崇高行為可激發他人的仿效與衷心順服。理學發展高峰的明代，理學秩序劃定了自己的界限，衹求保障農民、收稅者、統治菁英階級的安全，不大顧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滿族入關建立清朝，外族的軍事控製作風也納入了中國的社會政治係統。漢族中國與滿、蒙的共生關係肯定了理學思想的秩序，並使這種秩序更臻於完美。中國的農業遊牧官僚體製，與當時西方國傢發展中的工業軍事體製是迥然不同的。
這種差異，乃是禮教中國與西方平等交往的一個障礙。例如，皇帝在理論上擁有無上權威，是帝國架構中的拱頂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權威從一開始就啓發了許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會團體形成。結果，中國上下聽命於一個理論上獨攬最終權威的至高中央政府，這個中央權威事實上卻籠罩不到地方的活動領域。以清朝皇帝君臨的版圖之大而言，他實在是位諸事不管的統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氣壯地消滅了所有的亂民、叛黨、謀篡者之後，卻幾乎從不在國民生活領域裏現身。地方士紳和農民凡事衹靠自己打點，僅在緊急狀況出現時需要請示朝廷。
地方舞臺不給中央政府施展機會，關鍵因素在於禮儀和意識型態。上層階級的生活以科舉考試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極少，科考制度卻是肯定理學名教的。理學的理想是要訓誡百姓黎民服從，教導士人菁英成為以地方事務為己任的自發領袖。軍人屯田自行給養、地方士紳經紀自我調節的市嘗自我管理的工商行會製約自己的經濟生涯、準備應考的舉子在書院裏自修，無一不深受理學觀點的影響，也就是敬祖、忠君、盡本分、守規範的觀點。
中國社會的統一而自我約製的特性，也可以歸因於一項地理事實--古代中國的腹地在海上來的變量影響可及的範圍之外。關外遊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為中國的固定一分子以來，始終不得往航海的路上發展。到了滿清時，陸上來的外邦接觸問題，大致都平定安撫下來。航海防銜、遠洋商貿、海軍武力方面的問題卻不然了。
理學名教的社會與晚明清朝帝國的弱點在於，歷史悠久的獨裁體製一直固守着對於所有人、著作、思想、禮儀、軍事行動的最終督導控製權，同時卻未發展出能夠容忍多樣化、異議、少數人的觀點、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係統。思想行為一致的堂皇外表雖然支配着一切，其實卻是空洞的。在這空洞外表與日常生活事實之間是一片真空，這片真空中原本應該有一些為近代多元主義所做的準備。凡事衹容許一個正確標準，便是否决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經普遍存在的想法，否决多元性。層峰武斷主張的政策一元化，否認了地方上便通權宜的多元性。
另一個偽裝成偉大功業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來中國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傢，一六八〇年以後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於運作的社會，其中的教育識字、衛生、糧食供給、地方司法、治安都是嚴重問題。十九世紀的清政府腳步根本追不上難題的衍生。
近代化變遷帶給大多數民族的正負面影響也許是等量齊觀的。中國卻因為追求現代化起步太遲，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馬戛爾尼帶來的英王喬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時候加入了單一民族國傢的貿易世界，中國的現代化原可與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應遲緩，結果便是一個世紀的不平等條約。
中國到了二十世紀初纔對海上來的接觸有所響應。這並不是改換一個朝代就能完事的，農業與官僚的結構得要商業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開的變化過程。但是這還不足以擔保發展進步，首先必須讓近代科學知識取理學思想的地位而代之。這種改變造成的是以出國深造專長為目標的新型讀書人。
然而，人們追求統一團结的新政府，成就的顯而易見卻是中國傳統的延續。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認為經濟成長應該按某種形態的"社會主義"受中央政府控製。列寧主義的極權主張延續了帝製獨裁的主張。理學教條的絶對真理地位，被同樣絶對而總括的馬列思想取代。帝製時代的統治階級包括內廷掌權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鄉紳士人。在共産黨當政時代，統治階級改換為黨領導人與中央委員會、遍布於政府機關的受過思想灌輸的黨員、地方幹部。新的共産黨秩序與舊的帝製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繼皇帝之位的毛澤東既能掌握獨裁權，同時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態帶領群衆參與政治。
毛喚起幹部做積極的自我批評，以及他未能辦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籌資發展，兩種策略都呼應了明太祖的政風。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裏甲勞役與保甲連坐，毛用的則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員會和總攬全權的"單位"。鄧小平時代以政府監督商業性活動，如共黨之倚重國營企業，也類似清政府利用行商從事經紀與合法的壟斷。至於精確的成本會計和律師辦理的契約業務，比起其它與古製古風有連續性的政策，衹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裝飾。
另一個與中央權威衰微再重生一同發生的要素是軍事化的過程。到十九世紀晚期，藉着軍事壟斷、電報、鐵路、輪船的助威，政府有組織的暴力行為可以更迅速而廣泛地奏效。二十世紀的科技使政府能夠無所不在，極權體製也因此成為可能。
在現代化過程的昏亂之中，追求文明社會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這種追求起於現代化帶來的專業化，以及專業化導致的專精者在各自領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學、現代醫學等行業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來操控其科技。政治控製的企圖遭遇專門知識的障礙時，很難置之不理而續往前進。新興的科學工技，意味着到處是小撮自主的政治體製。因此，正統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樣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國獨裁政治的繼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但要專業自主，而且要外國知識界似乎當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國的思想嚮來是本土滋長的，或是將外來者中國化的，如今卻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製力之外；現今的學者讀書人之中，有極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學界活動。
再說中共的經濟成長，外界觀察者和許多中國人不約而同認為，不可能在沒有更大程度民衆參與政治的情況下進展到多麽遠。這兩方面的成長，以及其它許多要素，都是現代化過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國大陸人口之多，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妨礙大衆生活水平提高
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産品量增加，每人工時的生産力卻未增加。毛澤東時代還有這個現象存在，報酬遞減律（因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絆住中國。
解睏之道在哪兒？既懷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於中國人有"樂觀的現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這種特性堅持衹論事情壓根兒應該如何如何，不論其事實上本來是如何，而且將其它駁斥為不道德。墨子刻主張中國接受"三個多元主義"或"三個市場"的觀念，亦即是，自由市場經濟、知識分子的觀念意見市嘗有相互衝突卻可協商的利益團體與政黨的政治市常大傢在市場裏"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許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來，中國發生的也許像是獨占與競爭之間的鬥爭，而競爭的自薦條件是擴大生産力。中國人的眼中看來卻不然了，可能要用較道德性的角度來看鬥爭，強烈反對經濟生活所呈現的物質主義與貪欲，譴責思想的自由市場上經常存在的混亂，貶詆代議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團體形態出現的自私自利。
我們不妨把中國朝文明社會的動嚮梘為具有歷史意義的趨勢，但不可就此斷定這個趨嚮必然導引中國走嚮西方那種有自由選舉、代議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權的民主體製。反之，中國式的民主可能會有同等階級團體中的選舉、同儕團體之內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權、比西方規定得較狹隘的個人權利以及其它。
中共試圖仿效其它國傢運用過的民主化程序，結果有好有壞。西方民主政權沒有找到能夠更有效遏止貪污、維持士氣的辦法之前，這些民主政府的範本可能得不到中國人的一致贊許。我們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權奉上建議，但是，我們未能在約束我們自己的傳媒暴力、毒品、槍枝製造業等方面以身作則之前，實在不宜催促人傢嚮我們看齊。我們倒是必須仔細反省一下我們對於中國做的那些基本假設有無不當之處。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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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序 | 餘序 | | 自序 | 理解中國歷史的方法 | | 第一捲 君主專製的興衰 | 第1章 起源：考古之發現 | | 第2章 首度統一：帝王的儒學 | 第3章 佛教時代的再統一 | | 第4章 中國最偉大的時代：北宋與南宋 | 第5章 宋代中國與內亞細亞的矛盾 | | 第6章 明代的政府 | 第7章 清朝治世 | | 第二捲 帝製中國的晚期（1600-1911） | 第八章 成長而無發展之矛盾 | | 第九章 邊境騷動與門戶開放 | 第十章 造反與中興 | | 第十一章 早期近代化與清朝衰微 | 第十二章 共和革命 一九〇一--一九一六 | | 第三捲 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 第十三章 追尋中國的文明社會 | | 第十四章 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 第十五章 中國共産黨之復臨 | | 第十六章 中國的抗日之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 第十七章 內戰與國民黨在臺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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