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过去一向强调中国人缺少人权思想，今天却忽然认为缺少平等思想，二者有没有差别？在我的观点中，二者没有分别，而只是我觉得“平等”比“人权”更为具体，更容易验证。西方文化里有一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那就是西方基督教义主张的平等精神，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帝王与奴隶，试看《提摩太书》，保罗是如何地告诫他的信徒：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是爆炸性的观念，当时阶级分明，奴隶就是奴隶，永远翻不了身。然而《帖撒罗尼加后书》里说：“要像对待兄弟一样劝导他。”这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像现在我要把一个朋友贩卖成奴一样的骇人听闻。奴隶不是人，可以随时打，可以随时卖，可以随时杀，这样的制度，大家习以为常，而基督教却提出“平等”！这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第一件高贵的突破。中国人从没有梦想过和有权有位之人平等，儒家学派的亲疏尊卑观念，牢不可破。宋王朝王安石曾经向皇帝建议，当课堂之上讲书时，身为教师的大臣不应站在那里讲，而应坐在那里讲，儒家学派巨子吕诲立刻磨刀霍霍，弹劾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既不知上下之礼，也不知上下之分。”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基督教要求人人平等，儒家学派要求人人不平等；基督教文化认为自己跟对方平等，儒家学派认为自己跟对方不平等；对方有权有钱，我就主动地自我作践，人格萎缩；对方无权无钱，我就主动地自我膨胀，失去自制。这应是东西方文化根基上的差异。看起来元老院也是在平等意义下产生的。我不敢做这种确定，但可确定的是，“元老院”和基督教的“平等精神”一旦结合，就是一种人文力量。这力量有时固然软弱，看起来没有作用，但一旦发生力量，就会稳定成长。“元老院”的制衡的潜力永在，要不然暴君为什么要杀元老？而基督教则成为西方社会、民间的主要信仰，这是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这两件东西统统没有，反而有坚持不平等思想的儒家系统。那么，法家思想呢？法家思想更糟，我们不能用二十世纪“法家”的定义，去了解两千年以前中国的“法家”，法家不过只为帝王提供统治人民的工具。虽然中国一直维系有尊卑观念，甚至还有类似西方“君权神授”的想法，但在儒家系统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孟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难道没有对中国的民主，平等观念产生一点启迪或助益?孟轲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是震撼性的狮子怒吼，他警告君王：要善待人民。但他并没有认为人民可以跟君王平等。孟轲的思想是一种“民本”的思想，在孟轲眼中，人民就像家里养了一只绵羊，全家生活都要靠它的毛，所以要让它吃得好，住得好，它的毛才能长得更丰厚，如果不好好地待它，全家就要挨饿。孟轲的意思只是警告君王：没有民，哪有你？并不是把人民与君主放在平等地位。换句话说，必须会养羊，如果把羊养死，哪里来的羊毛？所以必须准时地去喂它，羊病了日夜不睡去照顾它，这样才能剪下更多的羊毛去买吃的、穿的，去盖房子，去娶美丽的女郎。大陆上有句话：“四川猴子，河南人玩。”四川产猴子，河南人穷嘛，跑到四川买猴子，牵到乡下表演，赚人几个钱口，四川人自己却不去利用自己的资源（也是因为四川人比较富不屑于跑码头）。猴子的主人对猴子非常爱惜，收入少的时候，自己宁可挨饿，也要喂猴子，他爱不爱猴子？爱！但他并不觉得他跟猴子平等。是什么理由使君王的地位不但尊贵如天，而且还可以使臣子们不时以自卑的姿态，做出对王权没有非分之想的保证？难道从有君臣开始，就产生这种“君尊臣卑”的现象？君本来就尊，因为他有权有钱，但自从儒家“君尊臣卑”的思想和政治结合之后，“君”就更如火上泼油，越发威不可当。相对的，“臣”就越来越“卑”，卑到自我作践的地步。最初帝王和臣属还可以共坐一席，谈得高兴时，帝王还会不知不觉，靠近臣属，如汉文帝刘恒和贾谊谈论鬼神事件，谈得有趣，就不由得“前席”。以后，臣属只好站立两旁了。虽然，孟轲“民为贵”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一项大胆的主张，但是中国政治上，却无法成立类似罗马帝国元老院那样的制衡机构，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案，等于没有方案。到了明王朝，君尊得更为可怕，由于孟轲说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了这句话，明太祖朱元璋从文庙里把孟轲的牌位扔出来，后来又因为看到孟轲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于心有戚戚焉，才再把孟轲请回。 仅因孟轲一句话，虽然已经过了一千多年，还遭受这种打击，可见，儒家系统的努力是如何根深柢固，连它的副领袖孟轲先生都要斗。基督教的平等精神并不容易办到，只有少数圣人才可办到。不过，虽然办不到，但平等已成为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成为人生最高的境界，一个人如果做到这种境界，会受赞扬尊重。儒家则强调等级。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公认的事实，尤其是在儒家强调五伦重要性的这个项目上，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但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家庭、国家，几乎已成为一种信条，使我们对它深信不疑。有时候我会顽皮地想：五伦中的任何一伦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被否定？如果有的话，在什么状况下发生？这个是受非议的问题，你觉得如何？中国固有道德的五伦有它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中国在“人”这个观念上，对于人格独立、人格尊严并不重视，这种现象再被野心家利用，发展得就很畸形。早期儒家思想还相当有人性的，例如《论语》的《阳货篇》里，宰我反对三年之丧，孔丘问他，如果不为父母穿三年孝服，你心里是不是平安？宰我说：“平安！”孔丘说：“如果你平安，你就不必穿！”孔丘并没有疾言厉色诟骂宰我不忠不孝，飞铁拐砸他。只是没想到这句话后来被政治野心家运用，做为治国平天下的准则。连孟轲的民本思想，都昙花一现。原始的儒家思想其实不错，譬如“长幼有序”，本来很好，无论在美洲或在非洲，都是长幼有序，爸爸永远是爸爸，儿子永远是儿子。但是如果“有序”到“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绝对父权，更与政治结合，君成了父，臣成了子，中国人的大灾大难在此。日本把儒家的优点发挥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本土的东西是中国所没有的，那就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不是从儒家产生的，而是本土文化。在吸收中国强势文化之后，他们仍没有丧失他们本土的文化。而且他们拒绝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不能成为一党专政式的固定思想，不能建立政治权威的保护网。加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遂使儒家思想发出光彩。（儒家思想产生不出武士道，儒家是反侠义的。）儒家思想中优美精华部分，全部被日本吸收了。请您举例说明什么是优美部分？优美只是比较，有它的时空性，而且还看它的实践。例如“长幼有序”，在中国发展成了“排班论辈”的官场恶势力，但就日本的大公司来看，职员一进公司就知道一辈子寄托于此，表现好的可以升到最高层，表现不好的也可以终老退休，立刻就有了归属感，心身安定健康。但是这种思想也有它的流弊，那就是严重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想象力，就如日本在电器制品上，硬件方面有很多的突破，软件方面就比不上美国。因为美国人整天都在胡思乱想，胡行乱动。所以，大体看来，日本的文化在海阔天空的领域里，少有极震撼性，如匪夷所思的成绩，日本人的进步是循规蹈矩，永不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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