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笠”诗社的前辈女诗人陈秀喜写了一首题为《台湾》的诗，反映了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同时也把对未来的寄托，重新放回了脚下这片土地：
形如摇篮的华丽岛／是 母亲的另一个／永恒的怀抱
傲骨的祖先们／正视着我们的脚步／摇篮曲的歌词是
他们再三的叮咛／稻米／榕树／香蕉／玉兰花
飘逸着吸不尽的奶香／海峡的波浪冲来多高／台风旋来多强烈
切勿忘记诚恳的叮咛／只要我们的脚步整齐
摇篮是坚固的／摇篮是永恒的／谁不爱恋母亲留给我们的摇篮？
七○年代初，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短短三年不到，就失掉了二十多个“邦交国”。彼时我们对这片岛屿最常用的称呼是“自由中国”，警察满街追捕长发“嬉痞”然后抓进警局剃光头，年轻人最时髦的去处是“野人”、“艾迪亚”、“稻草人”这些播放、演唱着摇滚乐的咖啡室。披头士的翻版唱片一张八块五毛，牯岭街的书摊除了可以挖到三○年代“陷匪”和“附匪”作家的禁书，还有美军带来的《生活》（Life）画刊，里面登载着越战实况、校园示威和年轻男女抽大麻的照片。“保钓运动”从台湾校园延烧到北美，而收音机里震天价响、反复播送的口号，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就在这样一个既压抑又激昂的时代，一群青年人从存在主义的苍白和摇滚乐的喧嚣中抬起头来，发现了洪通的素人画、朱铭的木雕、陈达的恒春民谣，还有黄春明和王祯和的小说。那是许多人的“启蒙时刻”，他们不安地蠢动起来――那是一种糅杂着素朴的正义理想（以彼时的政治气氛，没有人敢公然提起“左”这个形容词）与纯真的国族情感，在压抑中渐渐累积的一股冲动。那股冲动，或许可以翻译成“在这样一个闷到不行的时代，我们非得干出些什么事情不可”。
于是段氏兄弟创办了《滚石》杂志，成为“滚石唱片”的前身；向子龙把陈达老人请到台北，从大学校园一路唱到“稻草人西餐厅”；张照堂把电视台的“新闻集锦”玩成实验性的影音拼贴，再过几年就要和雷骧、杜可风、阮义忠一起改写台湾纪录片史；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则把八家将和宋江阵都搬上了“国父纪念馆”的舞台……
一九七四年，胡德夫在国际学舍办了第一场创作发表会。一九七五年，杨弦在中山堂办了“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后来出了唱片，轰动全台，成为点燃“民歌运动”的燎原之火。一九七六年，淡江毕业的菲律宾侨生李双泽在一场演唱会上拿着可口可乐跳上台，说自己从国外回来，喝的却还是可口可乐，接着愤然质问台上的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是什么滋味？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然后他在满堂倒彩中，唱起了《补破网》（一首创作于一九四八年的台湾民谣）。“唱自己的歌”渐渐成为共识，结合了当时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青年世代的自觉、初初萌芽的乡土意识和不假他求的原创精神，它们都是“民歌运动”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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