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罗大佑“出走”的那几年，我冒出青春痘、长出喉结和胡子楂儿、戴上了眼镜，急着想长大，却又不清楚大人世界是什么模样。回头去听罗大佑的旧专辑，赫然发现他的作品洋溢的伤逝、压抑与世故，正好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世界最完美的主题曲。
一九八九年暑假，大学联考放榜之前，几个相熟的哥儿们约好到北海岸谁家的别墅去玩三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夏天整个滨海社区空无一人，一整排的别墅里只有我们这几个刚考完大学的孩子。有人因为没考好而心情郁闷，有人因为不知道算不算恋爱的情事而心情郁闷。入夜以后，我们把罗大佑的录音带塞进卡拉OK机，音量开到最大，用灌过台啤的喉咙，向着远方的大海和满天星星铆足了气力唱《将进酒》：
多愁善感你已经离我远去／酒入愁肠成相思泪
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
十七岁的我们真有那么多的愁绪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让我们自觉长大了，却又不至于一下子被大人世界吞没。是啊，我们如此年轻，却又不复童年的懵懂，我们总算有了值得流泪叹息的回忆。就像大佑唱的：“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我总觉得，关于青春，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动人的描述了。
大一快开学的一个黄昏，我把原本要用来买丑得要命的“大学服”的钱，换了一件手染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恤衫，垮垮地套在身上，自觉很有浪荡嬉皮的风情。经过台大旧体育馆，听见里面传出极有韵致的蓝调shuffle节奏，电吉他不愠不火，大为惊奇，于是跑进去听这个正在排练的叫做ChinaBlue的乐团，然后就一路待到了半夜。那是水晶唱片办的第二届“台北新音乐节”，玩蓝调摇滚的长发眼镜胖子叫做吴俊霖（那时候他还不叫伍佰），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场正式演出。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比较小的眼镜胖子叫做林哲，激昂万分地唱了一首叫做《民主阿草》的歌，并且向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大喊：“台湾的枝仔冰（闽南语，即“冰棍儿”），站起来！”我于是知道，新的音乐时代仿佛又要开始了。
台下的观众之一，是同样留着一头长发的薛岳。我记得他看着台上的伍佰说：“这家伙还可以，不过要再多练练。”当时薛岳并不知道自己只剩一年多可活，更不会知道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灼热的生命”，竟成为台湾摇滚史上最动人的绝响。伍佰当然也不晓得再过三年他就会变成全台湾最红的男歌手，而且还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娱乐版最前线的摇滚吉他手。
那时候，“摇滚”还是一种带着秘密结社气味的极小众乐种。一头长发的薛岳和刘伟仁都恪于“新闻局”的规定而不能上电视，更别说本来就不喜欢上电视的“小孩”罗武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挡雄心壮志的老岳、阿仁和小孩，早在伍佰出道前好几年，老岳做出了《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阿仁做出了《离身灵魂》，都是极为动人的摇滚经典，而小孩摧肝裂胆的《坚固柔情》，更是无法重现的历史巅峰。这些专辑当年都卖得不怎么样，如今疯魔着五月天和FIR的年轻乐迷，恐怕也不太有机会认识它们――直到现在，这几个名字都还是带着秘密结社的气味。然而若是在适当的时刻对适当的人提起这些名字，你会遇见一对湿润的眼眶，还有一番关于青春记忆的激切倾吐。
在新生训练的社团联展摊位上，我拿到一份叫做《台大人文报》的刊物，四版头条的文章标题就是“站起来的台湾枝仔冰”，作者是比我大两届的黄威融。后来我加入那个社团，学着编刊物、写文章、交朋友、谈恋爱，而且认认真真听了很多很多音乐。回想起来，之后十几年的“人生主旋律”，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悄悄“定调”的。
我有幸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见证了一整个世代创作歌谣的勃兴，如今则意外踏上了母亲三十年前走过的道路――做广播、写音乐文章、参与创作歌曲的催生。我相信再怎么不景气，每个时代都还是需要动人的歌。只是在这个时代，做音乐这一行的，心里最在乎的事情，往往早已不再是音乐了，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能像大佑说的“抛开一些面子问题”，让歌回归到音乐的本质，新的燎原大火，其实随时都会烧起来的。那捧火种，也许早就“捂”在那儿，闷烧很久了。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当初那个“没想太多”的状态里面；或许，我们终将发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仍然会诞生二十五年后足以让我们的儿女感动落泪的作品――就像现在我们还在时时重温的那些老唱片一样。
（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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