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在课堂上求解物理题，进行代数和几何运算都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起初我无法顺利地学习这些知识，直到我们购置了一台盲文书写器。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进程记录下来。我无法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获取形象认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一个靠垫做依托，再把几何图形用或直或弯的细铁丝拼接出来。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图形。正如凯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不但要抓住图形的形状，还要进行假设、演算和推理论证。一言以蔽之，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种障碍。有时候我感到勇气尽失，而且脾气恶劣，我的坏脾气甚至指向了苏立文小姐，而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她能够“将曲线捋直，令崎岖之地变成坦途”。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随着凸版书籍和一些辅助用具的增添，我带着重拾的信心重新投入到学习之中。代数和几何这两门课程仍在继续同我的努力相抗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天生缺乏数学头脑，对不同的点面关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那些几何图形很是令人头痛，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摆放也不行。直到凯斯先生教了我一些数学知识之后，我才踏进了几何学的门槛。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需要的（盲人）专用书快要到位的时候，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对苏立文小姐纵容我的用功过度提出了忠告，他还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起初，我们曾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应该用五年的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在第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以优良的考试成绩向苏立文小姐、哈勃小姐（吉尔曼先生聘用的院长），还有其他任何人证明，我并不需要那么漫长的准备时间，有两年时间足矣。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在学业上遇到了稍许的困惑时，他便认定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我更愿意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11月17日早晨，我感觉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去上课。虽然苏立文小姐知道我的小病并无大碍，但是听到消息的吉尔曼先生断言我的病情不容乐观，于是就对我的课业安排做出了调整，其结果就是我不可能随班参加期末考试了。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苏立文小姐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学院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继续学习，这次我的导师是剑桥的默顿?S.凯斯先生。这一年的冬天，除了在学校学习，我和苏立文小姐的其余时间都是同我们的朋友一起度过的。我们的朋友钱伯林家住在兰瑟姆，那里距波士顿二十五英里远。
1898年2月至7月，凯斯先生每周两次来到兰瑟姆，主要是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文课程。苏立文小姐为他做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不懂的难点，然后再布置新作业；同时，他把我在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修改，等下次上课时再把作业退给我。
我正是以这种方式为上大学做着准备，其间从未间断。我发现，同接受课堂灌输相比，自学的过程更加容易，也更富有乐趣。自学时不会有仓促之感，也不会造成思维混乱。我的导师有充足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学得又快又好，其效果远比在学校学习要好。不过，同我所学的任何其他课程相比，数学仍然是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如果代数和几何能有外语和文学一半那么容易就好了，但是即使像数学这样的课程，凯斯先生也把它变得多了些趣味。他成功地将复杂问题分解至我能够理解的最小片段；他时刻令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他训练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而客观地寻求事物的结论，而不应该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总是对我宽容有加，尽管我的愚蠢可能会令约伯也失去耐心，可是无论我的理解是多么地迟钝，他始终对我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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