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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我是劉心武 》
第28節:我與“新時期文學”(4)
劉心武 Liu Xinwu
在這些年裏我送走的同代 人遠不止謝鯤一個,我又想到了張維安。記得1978年春天,當時我們一群年齡相仿的想在文 壇上一試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參加劫後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聯代表大會。一天傍 晚我把他們當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樹林中,倚着一個不知為什麽擱放在那兒的大型水泥管道構 件,我嚮他們朗讀了短篇小說《醒來吧,弟弟》的手稿,讀完最後一行,他們真誠地鼓勵我 ,也給我提出意見。那群朋友中就有張維安,他專攻小說評論,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見。 後來他一直關註我的創作。我從寫社會重大問題轉入探索人性,寫出中篇小說《如意》以後 ,他很快就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懇摯深切的評論。但那不久以後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後 他亡故了。人生有時就是這樣地令人惆悵,機遇本來是難得的,但機遇到來時花蕾不得開放 就謝落了。
對那一段歷史我儘管有牢騷,並保留對某些重大事態的個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說,總體而 言這是一個不錯的時期,關鍵在於改革和開放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富於創造性並豐富多彩。不 “以階級鬥爭為綱”了,不搞政治運動了,越來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氣集中到如何使國傢富 強起來,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後,中國文壇明顯地趨於多元,出 現了相當多令一般人瞠目結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現了一批從作品到生活態度都不僅絶不 同於老一輩作傢並且也鮮明地區別於像我這樣的作傢的新銳人物。毋庸諱言,不同美學見解 的作傢間不僅存在着爭論(這是絶對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誤解、門戶之見乃至人際糾紛 (這也並非絶對不正常),因此,每個作傢再一次明確、尋找自己的位置,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時期的十年文學運動中我算是一個貫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發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 87年被停職檢查的那段時間,由於上海《收穫》雜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繼續在自設的《私 人照相簿》專欄中發出文章,始終被比較多的讀者所註意。1985年我連續發表了《5·19長 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那樣的紀實小說,又一次引起了轟動效應。湖北作傢祖慰1986 年在香港遇見我時對我說:“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你寫的東西,都得承認你的存在,一個作傢在幾年當中能三次引起轟動,這可不簡單!”他說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 《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連續發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鐘鼓樓》的發表和獲 奬(另兩部獲第二屆茅盾文學奬的作品呼聲早就很高,獲奬似屬理所當然,《鐘鼓樓》原不 在許多人預測之中,我自己也沒抱希望,但卻也由評委們無記名投票選上了,因而更轟動) ;第三次就是指《5·19長鏡頭》和《公共汽車詠嘆調》的發表。祖慰說這個話的時候當然 沒有預料到還有另一種“舌苔事件”式的轟動在等着我。從“舌苔事件”以後,文壇上除某 些報告文學外似乎已從總體上失卻了轟動效應。對於這種新的文學境況人們展開了討論, 至今仍在進一步探究中。我並不認為文學作品的成功標志是轟動的社會效應,我的“三次轟 動”並不意味着我在文學創作中獲得了多麽堅實的成果。但回顧這十年的文學跋涉,有一點 我是問心無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嚮上始終如一,我有變化,但那變化是調整,是前進,而 絶不是投機式的轉嚮或犬儒式的妥協。我的創作靈感發自我的內心,我的內心深處所涌動着 的情思可分解為三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識到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作為一個獨立 的個體我既有獨特的價值、不可侵犯的尊嚴、堅實的良知和理性,也有連自己也說不清鬧不 明的豐富以至混亂乃至神秘的體驗與渴求。另一個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是一個中國的知 識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之間度過,我的個人命運與這一歷 史階段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命運想摘開撇清,也摘不開撇不清的。再一個部分是我切膚地 意識到我是一個黃種人,一個東方人,一個中國人,因此我是一個種族,一個文化,一種固 有傳統的産物。不管我怎麽反抗那造成了我的傳統,到頭來我還屬於這個傳統,就算我和我 們這個種族這個民族這個文化傳統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來,采取最強烈的手段,在我們有 生之年,充其量也不過是促使我們的傳統發生一些變化,或在一定程度上與別的種族別的民 族別的文化傳統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為另一傳統中的人物, 幾乎是絶對不可能的 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論文《中國作傢和當代世界》,4月又在《文匯 報》發表了一篇論文《作傢與讀者》,並在《文藝報》上開設了幾乎每周一篇的“一葉之見 ”專欄,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無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黴的時候,作為社會人的我仍然從社會得到了溫暖、愛 護和激勵。1987年我被停職檢查以後,接到了雲南昆明宏達公司總經理郭友亮的邀請,應邀 到那邊同他會面並調養身心。我們本來並不相識,他衹是讀過我的一些作品,結果我們成了 摯友。倘若以為我們的友誼僅僅建築在他對我的作品的欣賞和我對他在我最睏難的時候給了 我溫暖那一點基礎上,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各自從對方內心深處發現了可以將我們永遠聯 結在一起的鏈條。1988年8月郭友亮從北京飛往日本進行訪問,又從日本飛回北京。在我傢 裏,我愛人問他對日本印象如何,買了什麽東西回來。他的表情沉毅而堅定:“那裏的東西 太豐富了!開頭我什麽都想買,後來我什麽都不要買——因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匯,能 買好多好多的東西,我又怎麽能夠把日本所有的好東西買到中國來當我從東京成田機場登 上飛機的時候,我默默地對自己說: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東西買回來,而是把中國—— 至少是昆明——建設得像日本一樣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這番話而悸動。
我有許多文學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這樣的企業傢朋友並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無名之輩 :電綫廠的工人、擺攤賣衣服的個體戶、專做女發的理發師、鍋爐工和搬運工……我同他們 交朋友絶非是為了寫小說“而體驗生活”、積攢素材。他們幾乎沒有讀過我的任何作品而我 也從來沒有同他們談論過文學或藝術,我們一起喝酒、打撲剋、侃大?山……?當我十年之 中三 〖JP2〗次搬傢並且房子確實越搬越大,而且“軟件”也確實不斷更新之後,再邀他們來玩 來喝來聊 時,他們有時也直截了當地問:“你幹嗎跟我們交往呢”老實說,我答不出來。我衹是覺 得我不能整個兒“文學化”,尤其不能整個兒“純文學化”,畢竟我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有 文學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氣兒。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瑣屑的人生樂趣 ”這麽個詞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這人確實珍惜並善於享受種種瑣屑的往往絶對非文學 性的人生樂趣。
我清醒地知道這個世界上不僅有我一個人存在 ,我必須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網絡中同我發生關係的人有愛我的,也有恨我的, 我的心靈對於愛和恨以及其他的外來情感衝擊都有足夠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參 與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我豐富着自己的體驗與情感,並且我驚喜地發現我內心深處還有着那 麽多不受外界幹擾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儘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 們,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有更新創造,並創造得更好的激情與力量,所以我充滿了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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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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