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 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 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 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 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 ，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 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 ，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 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 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 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 “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 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 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 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 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 (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 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 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 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 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 《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 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 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 ；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 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 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 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 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 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 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 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 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 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 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 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 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 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 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 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 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 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 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 ”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 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 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 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 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 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 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 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 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 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 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 ：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 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 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 中三 〖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 来喝来聊 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 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 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 ”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 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 ，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 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 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 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 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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