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聪明，又要批判聪明，说明了张爱玲的当代性，就是在于她的辩证性。所以光用"聪明"来彰显对于张爱玲的了解，大部分只会沦为自作聪明。但谁能抗拒"彰显聪明"的诱惑？又或，有多少人能穿透张爱玲的聪明，感受到它给她带来虚荣，而虚荣又给她造成多少矛盾和痛苦？譬如，把崇拜一个人的心理匮乏转化成"爱情"，一种出于对自我匮乏的惩罚？
张爱玲不是不知道唯有救赎才能使爱情变回可能，只是她的"聪明"往往吸引更多人把意气风发投射在自己身上，尤其对于从事电影、舞台、媒体工作的人们，张爱玲是少数至今仍能发放魅力的文学明星，而要跟一颗明星互相辉映，除非自己也是明星，或心甘情愿当月亮。
我改编张爱玲小说的经验先后总共八次。一次是电影，七次是舞台。七次的舞台改编中，独《新倾城之恋》（2003）不是由我导演。又，把《怨女》和《金锁记》二合为一的《两女性》（1983）有两个剧本，一是文字剧本，由王庆锵执笔（现任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影片策展人）；另一是场面调度，由我负责。场面调度与文字剧本在《两女性》里虽不至于各自为政，但起码不是传统话剧中台词与演员走位的分工──画面是画面，朗诵是朗诵，连对白都少。
但最多人看过，并且引来大量争议的，非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莫属。因为创作人把为数不少的原著文字直接打在银幕上。不接受这种手法者把它形容为"搬字过纸"，生气的，直称编剧为"张奴"。作为该片的编剧，我最近又把《红玫瑰白玫瑰》的光盘拿出来重看一遍。一边看一边忆起我跟张爱玲的缘分如何开始--不是别的，正正就是"搬字过纸"、"贪慕虚荣"、"向明星叨光"。
在我14岁那年，一位比我年长的姊姊辈不断告诉我《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她有几相似。她是我当年的精神灯塔，于是带着既无社会经验，也没人生历练的眼睛读完了整篇小说。收获只有一个：因完全不能理解一个离婚女人与一个海外回归浪子的情感拉锯，我爱上了同一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心经》。表面是描写父女之间的不伦恋，内里却由头到尾都是有关青春的不安和躁动。很快把每只字读过一遍，吞下去的东西却好像没有被咀嚼过似的，不期然地，我拿起了笔把整篇小说重头抄一遍。边抄，边改掉其中人物的名字，换上我重新起的，然后在完成后拿去给另一位很有文采的姊姊辈看，对她说："请评分。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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