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根据《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思想，在皇朝以北（今鼓楼一带）设置了街市，在皇朝以东（今朝阳门一带）设置了太庙，在皇朝以西（今阜城门内）设置了社稷坛。
1267年1月大都城破土动工，经过九年多的建设，于1276年竣工。
为建设大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除了刘秉忠外，还有负责修筑宫城的顺天府官张柔、张宏略父子，负责修筑大城的千户王庆端，以及曲阳县的石工杨琼和阿拉伯人黑迭儿。
看来，忽必烈当年建都城并不搞种族歧视那一套，只要是人才，不论来自何方，也不管姓汉还是姓蒙，全打收条。
1271年，根据刘秉忠的上奏，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以示天的功能开始，成为创造万物的根源，建国号为“元”。他的年号“至元”，也是根据刘秉忠的奏请，取《易经》“至哉坤元”，以示大地功能的开始、生成万物的根源之意。
《元史》本传记载：“‘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 ’。而以中都为大都。”
忽必烈是一个拜倒在汉文化脚下的一代帝王。也就是在他完成定国号的那一年，他又下诏定都燕京，称“大都”，就这样，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城在东方横空出世。
三
忽必烈大帝这时管辖的版图，东邻日本海，西过多瑙河，南接越南，北达北冰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帝国。他每天威风凛凛地坐在琼华岛上的宫殿里，接见一批批来自遥远国度的使者，并乐此不疲地向全国颁发着一道道雷霆万钧的诏书。
忽必烈大帝周身透着降龙伏虎的霸气，他喜欢雄视四方，君临天下的感觉。他坐的龙椅座北面南，其座位之高，使臣工只能仰望而无法平视。这位满面红光、鼻子高挺、留着两撮山羊胡子的皇帝，习惯在身边放两只豹子，使本来就望而生畏的场面，更添几分戾气。缺少胆量的人，见了忽必烈是不敢正眼相望的，碰上皇帝打个喷嚏，朝觐的大臣不是筛糠般的哆嗦，就是尿湿裤子。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跟随父亲经过三年多长途跋涉，经两河流域经过中亚一带，从意大利威尼斯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有幸看到了忽必烈参加大典的热闹场景：元大帝坐在四头大象拉的龙辇上，十万匹骏马列成一排排杀气腾腾的方阵，五千头大象整齐的排列在队列中央，龇牙咧嘴的虎豹蹲立在忽必烈身边，其身后是穿着朝服的文臣和肩披盔甲、手持宝刀的武将。除了站在大帝两侧的皇后、太子、公主外，手握经书的和尚、提着桃木剑的道士，以及来自西洋拿着圣经的传教士，也被赐请到龙辇两旁。
马可・波罗像一堵厚厚的石灰墙横立在那儿，他的心被一只从黄土里钻出来的手死死揪住，根本没有空气挤进去的胸腔却最大限度地膨胀。这个二十来岁的西方小伙子，在1295年回到他的祖国后，写了一本叫《马可・波罗游记》的书，他把在元大都亲眼看到的宫殿、庙宇、街道、观象台、钟楼、城墙、城门、宅院、桥梁、瓷器，以及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全方位地收拢在书中。
自负的欧洲人，终于从马可・波罗的书中知道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神话般的都城。
航海家哥伦布也正是看了这本游记，才扬帆出海，试图寻找东方的天堂，可上帝偏偏戏弄了他一把，使他偏离航向，驶到了美洲大陆。他的航舵在某一时刻心不在焉，欧洲人便莫名其妙地拿起了书写美洲殖民历史的鹅毛笔，世界发展的走势图陡然间波澜汹涌。
马可・波罗这样描述元大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墙上全披上苇草编的草席，成为不镶砖的蓑城。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外城有十一个城门，北面有两个，东、西、南各三个。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店铺，全城建屋所占的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城区布局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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