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9月28日，左拉夫妇从梅塘回到巴黎，可是次日早晨，一向习惯八点钟起床的左拉却悄无声息，到了九点钟，仆人敲门，仍不见回应，人们着急了，一个木匠破门而入，发现左拉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脚，左拉夫人还有一口气，却也昏迷不醒了。调查的结论，是煤气中毒。左拉夫人被送去医院抢救，她后来回忆说：“我半夜醒了，头剧痛，肚子也疼。我在走廊里走了走。我跌倒了，然后我回到房间。我呻吟，我丈夫说：‘我也不舒服，不能照顾你。’他还说：‘不要紧，狗也不好……我们可能吃坏了肚子。我说是不是叫仆人。他不同意：‘不要麻烦人了，没有用。明天会好的。’埃米尔站起来，想去开窗，还说：‘新鲜空气会减轻我们的痛苦的。’”就这样，壁炉的烟道不畅，煤球燃烧不充分，产生了大量煤气，积聚在房中，导致左拉中毒而亡。左拉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触动了一些媒体的不洁的神经，纷纷发出幸灾乐祸的消息，《祖国报》掩饰不住内心的快意：“左拉死了……窒息！”巴黎——新闻社甚至发布了这样的消息：“一场家庭悲剧导致左拉自杀。”《新闻报》发表了夏尔?莫拉的一篇文章，心怀叵测地说：“左拉很坏，但是更愚蠢，他需要心理治疗。”《民族之声报》、《全球报》、《法兰西新闻报》、《高卢人报》、《祖国报》等等，还在重复着自杀的说法。《强硬报》甚至说：“德莱福斯派的骗子们想象出冒烟的烟道，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我控诉！》的作者的自杀是由于过多地与他们接触而感到厌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左拉之死的真相。”左拉之死的真相果然是不可知的吗？
在纪念左拉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三部著作涉及左拉之死，其中一本叫做《被谋杀的左拉》，是专门探讨左拉的死因的。作者让?博代尔是一位记者，1953年他还在《解放报》工作的时候，就对左拉是否被谋害进行了调查，因为一个叫彼埃尔?哈甘的人向报社披露了一条“头条新闻”：一个叫亨利?布隆福斯的人承认他杀了左拉，采用的方法是堵住壁炉的烟道，使煤球燃烧后排烟不畅，产生煤气。哈甘确信：左拉是一起政治罪行的牺牲品。布隆福斯是一个砌炉子的工人，乃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反犹分子和反德莱福斯分子，哈甘与他是朋友，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熏死这头猪！”1928年4月，布隆福斯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向他吐露了秘密，也算是一种忏悔吧。但是，哈甘要求在他去世前不要公布凶手的名字，他于1970年去世。自1953年以来，《倾听报》于1958年有过反响：“左拉根据官方的说法是由于事故而死，还是像人们底下说的，是被放肆的政治敌人所害？”《文学杂志》于1967年五月号上做了一个专题：“左拉是被谋杀的吗？”该杂志刊登的文章指出：“真正的凶手是号召谋杀的狂热的新闻界，这个新闻界和这些政治领导人让人印刷针对左拉的污蔑的小册子和传单。”1978年4月，以“左拉或人类良知”为题在电视上分四次连续播放，认为“左拉被谋杀”是很可能的。1978年5月12日，《巴黎日报》在第一版大字标题刊登：“巴黎日报控诉：这就是谋害左拉的凶手！”凶手的名字是让?博代尔提供的，这时距哈甘去世已经8年了。但是，这样的消息似乎并不曾在媒介和批评界引起什么震动。2000年9月，《历史》杂志刊登左拉研究权威亨利?米特朗的文章，提出在左拉之死的问题上有三种彼此相互对立的观点：1、官方认为是死于事故，2、死于恶意，3、死于非故意的烟道堵塞。于是，博代尔重新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他写成了这本书：《被谋杀的左拉》。博代尔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有人谋杀了左拉。”凶手就是亨利?布隆福斯。这本书的序言出自亨利?米特朗的手笔，他说：“左拉之死将是一桩历史谜案。应该读一读让?博代尔的书，以便了解这桩谜案的广度。可能的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人们心里会说，无论如何，罪行的假说还是有许多王牌的……”如果左拉的死不是出于事故，而是出于某种人为的、政治的目的，那么，在后人的眼中，左拉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死、为公平而死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就近乎完美了。至于布隆福斯，由于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证词，他的口头的自白也是别人转述的，所以，即使后人接受了他的忏悔，他也因使左拉之死成为一桩历史谜案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列维于1991年出版了《自由的遭遇》一书，指出“历史实际上始于上个世纪末”，所谓“历史”，指的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所谓“上个世纪末”，指的是19世纪末，具体地说，是指德莱福斯案件，更具体地说，是指左拉发表《我控诉！》。总之，“自由的遭遇”开始于左拉，而“自由”乃是思想的自由。他说，历史之所以不是始于伏尔泰和雨果，那是因为他们不能设想一种观念，或者认为这种观念是“幼稚的和疯狂的”，“这种观念是一个作家的使命，几乎是本体的使命是在正义、真理、善和国家事务之间充当中介。国家为一方，正义、真理、善为另一方。一面是世俗的，一面是精神的。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是理想的天空”。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痛恨政治”的小说家，当他意识到出现了一桩司法错误，意识到正义受到了践踏，意识到真理正遭到遮蔽，他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笔，拿起另一支笔写了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以一介文人的身份揭发了一些处于高位的官员，哪怕是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他爱公正更甚于爱秩序，而没有公正，则会出现更大的混乱；他爱真理更甚于爱“国家利益”，而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多少令人发指的悲剧啊。左拉不愧为法国第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1908年6月6日，左拉的遗体入葬先贤祠，这是历史对他的最高奖赏，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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