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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矿监·税监
柏杨 Bai Yang
但朱翊钧这个吸毒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上世纪(十六)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触过,如本世纪(十七)初,朱诩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
然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诩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奸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
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然痊愈。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诩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朱诩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中国人民,已不能共存。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强烈崇拜祖先);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问题是,朱诩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后(一六四一),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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