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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糧食戰爭(27)
拉吉-帕特爾 Raj - Patel
作為食品市場的主角之一，奧馳亞公司有機會接觸華盛頓的最高政治圈子。比如，奧馳亞公司是美國貿易代表的農業技術顧問委員會的會員之一。與華盛頓這幫人混在一起可不省錢。1998年至2004年期間，奧馳亞公司支出了1.0122億美元用於嚮華盛頓當局遊說，找了50多傢遊說公司與包括美國農業部和鐵路退休理事會在內的20多個聯邦政府部門進行接洽，讓它們支持奧馳亞公司的觀點，並照此觀點製定法律和政策。
由此可見，合併可以帶來更深層的權力——改變遊戲規則的能力。在市場建立過程中，市場的作用顯著地體現於世界貿易組織——或許，如果考慮到世貿組織程序的保密性，顯著這個詞用得並不合適——但是政府談判內容並沒有寫進日內瓦總部的文件中。這些政策和法律都是在華盛頓、倫敦和北京的賓館會議室裏精心製作的，談判官員的吃喝玩樂費用全部由糖和香煙的利潤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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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操縱我們食物選擇的隱形力量
食物的種族和社會歧視
1948年當人們歡呼勝利時，南非國民黨（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ty）就立即鞏固了以隔離和歧視為特徵的種族歧視制度。種族歧視制度的政治哲學支持大量立法，以給予政府在種族劃分上的依據［1950年《人口登記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使不同種族間的性關係非法化［1950年的《背德法》（The Immorality Act）］，將國傢劃分成黑人區域和白人區域［1950年的《集團地區法》（Group Areas Act）］，阻止白人和黑人使用相同的海灘、厠所和其他場所［1953年的《隔離設施法》（The 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在立法的過程中，南非不僅建立了官方的國傢種族主義制度，還大量生産了一種新的食品，並推廣其新的食用方式。
當然，在種族隔離的監獄裏，種族隔離制度對各種族的食品和空間做出了復雜精確的規定。比如說，“有色人種和亞洲人種”與“班圖人（Bantus）”的配給量是不同的。例如，白人政府不嚮“班圖人”供應任何面包或果醬，這些加工食品是白人的特別待遇。這些是給比非洲人“文明”的有色人種和亞洲人所做的體貼讓步。但當種族隔離制度的狂想在監獄裏每時每刻被執行和監控的時候，在鐵絲網之外，種族隔離制度也試圖影響數百萬人的飲食，但這個企圖被顛覆了，從中我們將會吸取關於今日食品和消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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