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家长对你们有什么希望"这个问题时，有一位同学这样写：父母希望我象哥哥一样考上大学。我哥哥高中两年，电影、电视一概不看；每天除了在学校上课，就埋头钻进自己的小屋读书。一日三餐，饭菜端到了桌上才去叫他吃饭，连自己的衣服都不要他洗。去年我上高中后，也成了这种情况。有时我受不了这种约束，去看一会电视，家长就在旁边唠唠叨叨。光唠叨几句还是好的，有的家长轻则骂，重则打。这学期开学后的摸底考试，有个同学得了70分。他爸爸知道后，不问青红皂白，跑到学生宿舍，当着同学的面就给这个同学一巴掌，责骂道：有人得90分，你就不能得70分！
对自己的前途，他们是这样想的，考上大学是"金饭碗"，能"顶替"是"铁饭碗"。如果考不上大学，又没条件"顶替"怎么办呢？在家待业，社会的压力、公众的舆论足以冷却一个年轻人的心。
《中国青年》杂志在为调查摘要而加的编者的话中指出：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中学生的学习热情；也鞭策着我们中学教育工作者为培养人付出辛勤的劳动。这些对推进祖国的教育事业都发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一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在滋长，在发展。它的危害所及，如果再不引起注意，并加以制止和纠正，将直接影响到6，000万中学生的健康成长。今天教育指导思想上的缺陷，会导致若干年后建设人才的匮乏。如果仅仅抓住了百分之几，而丢掉了百分之九十几，又何以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交代！
通过这篇题为《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气来--来自中学生的呼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学生负担加重问题的严重。
（二）
其实，这个问题绝非到了1981年才出现。就在高考恢复的第三年，即1979年，《光明日报》就发表《"大突击"景象散记》一文，文中报道了北京市一些中学进入高三年度即开始"大突击"，复习资料越来越多，各种考试纷至沓来，学生过着极为单调而紧张的生活。1980年高考以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报道。江苏省一万八千多名高考生，因身高体重不合格而限考的，占全部考生的一半以上，其中获全省高考升学率第一名的苏州地区，限考的竟占64％。而考入大学的学生体质也不见得都好。同济大学去年新生体检复查，发现许多学生患有病症，其中14人一入学就进了医院，7人被取消入学资格，还有13人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令其回家养病。
与此同时，许多高校负责人也在1980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开辟的《关于教育工作问题的讨论》、《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办法的讨论》等专栏上，对于高校招生制度提出一些意见。他们认为，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取得很大成绩，但现行招生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大学招生，政府代办"，学校权力太小；择优录取变成了择分录取，学校难有选择余地；按总分录取，很难照顾到考生的特长；"一次考试定终身"，平时成绩在高校选拔中没有丝毫作用；考试以知识为主，死记硬背，缺乏能力、素质的考核；文理分科，不考的科目学生不学，知识结构片面；尊重考生志愿不够。
1980－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师生首次对高考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如何提高考试的可靠性和选拔的有效性问题。分析结果发表在1981年北京师大学报和1982年《教育研究》杂志上，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招生考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工作负担和思想压力。一是考生数量太大，而分卷、装订、登分、统计、查分、投档等等又全部手工操作，相应的工作规范和工作队伍又没有完全形成，忙碌程度远非今日可比。二是由于年龄较大的考生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学校又不愿意录取大龄考生；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尚没有完全肃清，而"文革"中遭受迫害和其他政治运动中错误批判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平反、"摘帽"，学校也不愿意录取这些人员的子弟，致使录取过程困难重重，进程缓慢。三是被"文革"耽误、升学心情极为迫切的大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而"高分低取"（如分数能够录取本科的却取入中专戴帽的专科）或落榜，纷纷来找，甚至组团上访，遗留问题处理极为困难。由此带来的负担和压力，不仅局外人无法想像，就是今天的"业内人士"也难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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