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最受诟病的，一是遗漏了不少人才，二是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三是耗读书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需要具体分析，全面认识。说到遗漏人才，我们的确可以举出一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往往在科举中落第。但科举的目的是为选拔官员，并非选拔社会的各类人才。有些人虽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却未必适合当官员，考不上科举倒是很正常的。如李白，无疑是旷世奇才、天才诗人。但从他对韩荆州的谄媚和受永王之召的轻率看，他肯定不适合当官。所以他考不上科举既不是坏事，也不能证明科举埋没人才，倒是成就了一代诗人。反之，由科举入仕的人中虽不乏庸庸碌碌之辈，但对中国历史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大多也在其中。至于其中出现奸佞，与科举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选择标准中本来就只凭考试成绩，对未来的奸佞是无法识别的。第二点也是任何考试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考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对考生打分排序，所以必须有一套通用的程式，便于不同的考官之间有比较共同的标准，八股文正是这些需求的产物。科举制本来就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产物，决定读书人对科举态度的是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而不是科举制，不能本末倒置，以果为因。在科举实行之前，读书人在干什么？难道在从事科研、管理、文艺创作或生产劳动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清末说废就废，再未恢复呢？
中国以往的教育以儒家学说和文史为主，科举取士也以此为标准，但到西方现代科学传入，这样的知识结构和选拔标准就无法适应。科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但新形势下需要的外交、法律、管理、警察、军事、科技、金融、财务、民政等很多方面的官员却无法通过科举来选拔，也不是临时开设的“经济特科”所为囊括。科举的基础是精英教育，而要进行国民教育就只能采用现代教育制度，设立各类各级学校，设置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课程。科举只是为官方选拔行政官员，无法为社会选拔各类人才。当行政官员在全社会的人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时，科举制的适应范围也越来越校无可奈何花落去，科举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势所必然。
但科举制的普遍和积极意义早已在各国通行的文官制度中得到体现，考试更成为无法替代的选拔人才方式。考试应该并可以不断改进，却不可能废除。近年来对高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谁能想出不需要考试、取代考试的更好办法？
5“正史”也要创新
我不反对按“正史”的标准修一部清史，以取代《清史稿》，使中国传统的“正史”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毕竟是21世纪修的“正史”，岂能只讲传统，不求创新？而且要修一部高质量的清史，也非创新不可。
要修清史，官修是必须的。只有官修，才能有充足的经费，才能组织起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文献档案的搜集和利用才有保证。但这又是一项学术成果，应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在体例统一、文责自负的前提下，应该允许编纂者有研究的撰写的自由，而不能因为官修就只能定于一尊。在纂修方式上也应小集中与大分散结合，未必完全采用开史馆的办法。否则，恐怕很难长期集中到一流专家。
纪传体当然可以沿用，但也应吸收其他体裁的优点。如一些重大事件就很难在本纪和列传中得到完整系统的叙述，未尝不可用纪事本末的形式。又如对少数民族的记述，以往的正史中从未予以平等待遇，新修清史就应创造出一种恰当的体裁和方式。再如，以往正史基本都不交代资料的根据和文献出处，按今天的标准，就不能适应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新修时应列出主要的参考文献和注释。外国和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应附注原文或旧译名。引述到的外国文献，都应根据原文重新翻译，而不能沿用原来那些免不了有很大错漏的译文。如果考虑到有不少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插入，全书应该采用横排。
清朝后期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技术、新手段，在新修清史中应该得到如实的反映，并充分加以利用。一些人物、器物、事件已留下了照片，在相关的纪、传中就应列入。康熙年间就已在全国进行了地图测绘，晚清时各地纷纷测绘、印制各种地图，与邻国勘定边界时也绘有详细的地图，《地理志》和相关的志、传中就应附上必需的地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业交通、邮政电讯、金融等等，都应该得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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