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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评论 》 色·戒的世界 》
第27节:林奕华 不解缘(1)
郑培凯 Zheng Peikai
林奕华
不解缘
如果李安的《色·戒》要忠于张爱玲,它就不是现在的《色·戒》了。首先,章子怡或者更适合扮演王佳芝。不用想象,我也能看见身穿民国学生装的她,如何在舞台上操弄慷慨激昂的"爱国话剧腔";与官太太们搓麻将时,怎样把麻将强光灯当成水银灯;在与易先生眉来眼去时,怎样被自己的演出打动而栽在捕猎物的陷阱里。王佳芝对能力的自满、高估,并因而跃跃欲试,由《卧虎藏龙》的玉娇龙开始,已被公认跟章子怡的个性有某种相似,因为媒体多年来给她打造的公众形象就是如此:不能不佩服她的努力、能力,同时却又心服口不服,才会无时无刻不在找她的碴。
简单地说,是章子怡的多面性、复杂性令"生存者"的角色有趣,但不讨好-而这,本来就是张爱玲笔下男男女女的共通性格。白流苏、葛薇龙、王娇蕊、佟振保、乔其乔、范柳原都是锋头人物,只是严格说来,没有一个可爱。他们计算、自恋、自私、虚伪、玩世不恭、犬儒、任性、不会保护自己、过分保护自己。光看性格,一个一个俨如潜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森林。所以他们之中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强者与弱者、进攻者与防守者、猎人与猎物,"是'虎'与'伥'的关系"。
偏偏现代人却最爱向张爱玲借镜,证明她在那个年代所创造的故事和人物,完全适用于今日。所谓适合,便是"心灵相通"--他们的心理活动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他们生逢乱世,我们活在"人吃人的社会"里,所以在"生存第一"的前提下,才会使不少人觉得张爱玲所写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们)"。
张爱玲作品难以被搬上银幕或舞台,部分是她已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之故--每个导演都是在"第二次重拍",他或她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但更关键性的,是出于物以类聚:由于张的小说都是以"聪明人"为主角,争相对号入座者便都是有着强烈自我中心性格的人,既然她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稍有偏差的诠释都会被视为是对我们不可饶恕的曲解--创作人不可能拥有情节与人物的全部诠释权,因为观众不是要看他的观点,而是要在改编中看见自己。张爱玲的成功之处,是利用了"聪明人(们)"的自我优越感来筑起一道令她永远保有神话地位的护城墙:创作人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张爱玲,却是千千万万的张爱玲。
在千千万万的张爱玲之中,有一个是我。我或许和大多数张爱玲一样,因为认同"爱情"的不可能而进入了这个文学大家庭。但身份和经历上的差异--我不只是读者(或消费者)还是作者(提供消费品),我对过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的"张爱玲作品"便会有双倍要求--他或她在解读张的爱情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之余,还怎样呈现自己的?
透过原著,"对照"个人经历与对人生的看法是每部改编作品不能逃避的考验。换句话说,一部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原著放上银幕、舞台,但它也可以是原作者的人到心不到,或更糟糕,出席的根本只是形似神不似的替身。同样的,以天马行空取代原来的情节也不见得必然突显导演的个性,因为当形式大大超过内容,他便有可能成了小说中被批判的角色--张爱玲之所以老把"敲敲头顶脚板也会响"的人当主角,不正为了要印证"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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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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