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太皇太后等人的多般解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被编管在黄州，名义上团练副使，实际为流放罪人。苏轼得到自由后，马上依照原韵，自和前诗二首寄给弟弟，其中仍在关联着寄居南都的老妻：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
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二
“彭泽”即是陶渊明，“维摩”指高僧维摩诘。陶渊明弃官归隐，用头巾自己酿酒，维摩诘是和尚，当然没有妻室，他便把诵经说法而得到的喜悦当成妻子所给的安慰。苏轼用这两个典故，表面上在说丢官投荒并不可怕，即便病了，便以诵经说法来补偿老妻不在身边的落魄，此中恰恰透露出，失去了老妻闰之的料理，他的生活将变得一塌胡涂。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与儿子苏迈一道寄居于定惠寺。闰之带着全家，在苏辙的护送下，取道汴水东下，经淮河、运河再入长江，以期与丈夫在黄州相聚。此时苏辙自请以其官职，为兄贷罪，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管酒税。
苏轼寓居于黄州定惠寺的一段日子，是其一生最为百无聊赖的时期。生性好动、喜欢友朋宴集的他，对消息十分闭塞的黄州生活极不习惯，他在给闰之弟弟王箴的信中慨叹道：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消息！
——《与王元直》
抛妻别子、远离乡国的苏轼，为了排遣孤独和郁闷，做出了许多看似荒唐，实则在发泄郁闷情绪之举。请看宋代笔记的记载：
子瞻在黄州……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
——吕祖谦《卧游录》，见《说郛》卷七十四
寂寞难耐之时，缠着路人说鬼，人家的鬼故事讲尽了，还让他“姑妄言之”，自小爱听遗闻趣事的苏轼，终于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后来，他将这些故事编成《志林》和《艾子杂说》，在《世说新语》和《聊
斋志异》之间搭起一道桥梁。六百年后的蒲松龄，摆茶于路途之上请人说鬼谈狐，就是沿袭苏轼的路数。
当然，并非所有的过路人都愿为他说鬼，有的村夫莽汉，就对这位看上去不太正常的罪人推来搡去，苏轼自己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答李端叔书》
宋代对被编管之人的行动范围，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未经批准，决不允许擅自出境，吕祖谦说他“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完全是事实。苏轼到黄州不到一个月，就曾跟随友人私自到大江南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州）游玩，自己还不无炫耀地说：
数日前，率然与（杜）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所闻！
——《与陈季常》
元丰三年四五月间，终于传来佳音：弟弟子由船至九江，他将自己妻儿老小放在江船里候着，奉送嫂嫂来黄州与哥哥团聚。苏轼接到消息，便在好友帮助下，把江边水驿站临皋亭边上的回车院（就是后来官家招待所外边的停车场管理用房）重新整修，作为全家栖身之所。得知妻子和儿孙即将到来的消息，他的心态马上换了个样子。范镇的侄子范百嘉（也是苏过的未来岳父），此时来信劝子瞻设法返回蜀川，隐归乡里，还说他本人已在家乡置办了新的宅第，望他能照此办理。子瞻在回信中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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