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我们也注意到，杨先生很多的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那么是您喜欢跟人合作呢，还是别人觉得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杨振宁：我想一方面我喜欢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物理很多理论工作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
王志：可能有人看到的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的人士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可以说那是10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那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是不是当时10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是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只是10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一个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这个很多人都猜测，这个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他叫米尔斯。他没有。他是1999年过去的。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米尔斯的回答是：“我在里头做了一些贡献，不过主要的发展都是杨振宁的功劳。”图A05q.5 米尔斯，摄于1982年
王志：您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杨振宁：你如果要我讲的话，是他不必要的太诚实了。他不应该加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所有重要的观念都是杨振宁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种，有的人是他如果对一件事情有30%的贡献，他就跟人讲他有70%的贡献。米尔斯是如果他有70%的贡献，他要讲他只有30%的贡献；假如他有30%的贡献，他就会讲他只有5%的贡献。
王志：那他这样说不是对您很好吗？
杨振宁（激动十分）：他不必。他到临死，在物理学界对于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规范场这篇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是20世纪最后50年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学这50年，我可以讲，没有一篇他们的教授的文章比这个文章重要。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来，物理、数学、天文、生物都加起来，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我在这儿吹。可是因为米尔斯的作风，使得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应该得到他们所有能够给的荣誉。都应该给他的，而他们没给。
（旁白：回国之后的杨振宁除了参与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外，还亲自担任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的基础物理课程。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尤其是易学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在一些人眼中，杨振宁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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