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让她对个人命运产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个具体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这是港战期间对她触动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张爱玲还记得开战以前，每逢志愿兵操演，这位豁达幽默的教授总会带几分调侃拖长了腔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开战后的一个黄昏，佛朗士回到兵营里去，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便开了枪。令她感叹的还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决无“求仁得仁”的壮烈，而是这位有几分玩世的教授其实对保卫殖民地并无多少热情，他之入伍亦无多少“志愿”的成分，不过是无可无不可的随波逐流，不欲有异于众而已，谁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换了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或许会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牺牲之类来解释此事，但是对于张爱玲，理论是从来没有说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类行为的荒诞、不可理喻，也不能不从佛朗士的命运去怀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谓因果的法则。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她述及此事时用了“枪杀”一词（“我们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枪杀的消息”），或许她觉得这个字眼犹能传达出某种荒诞感，以及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讽刺？无论如何，此事给她印象之深是显而易见的。她颇有几分动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除了对胡适之，我们还很少看到她对谁有这样的追念之情。
但是张爱玲在更多的时候当然仍是保持着她冷眼旁观的一贯作风，她将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投向周围的人，同时也投向自己，于众人的种种反应与行为中张看着人性。她发现了人性的盲目和偏执，人人都缩在自己封闭的壳里，对现实的处境浑然不觉：“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结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她的同学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飞机在天上扔炸弹，门洞子里躲空袭的人在无谓地争闲气，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受轻伤的年轻人因暂时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而洋洋得意；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落在她眼中的这一切都让她相信战争并不带来真正的震荡，人们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一边对情势的严重性毫无意识，虚荣心、贪小利、自我中心等这些世态剧中最常出现也最易受到嘲讽的内容在战争的灾难背景下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搬演着。
张爱玲亦是她平日的疏离态度。她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是有一次飞机扔炸弹，轰然一声似乎就掼在头顶上，她将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阵才知自己没有被炸死。她是防空员，但那身份与她似是不相干的，她称自己是个“不尽职的人”，她还是在局外。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张爱玲在这里找到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房顶上架着高射机枪，成了日军的轰炸目标，炸弹一颗颗轰然落下，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还有一部《官场现形记》，她大约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书也能让她读得如醉如痴，浑然忘我。虽然外面战火纷飞，围城中的大部分时间她还是能在躲空袭的人群中找到一个角落，埋头读她的《官场现形记》。她那时已经因用功过度患了深度近视，光线不充足，书上的字又印得极小，她还是“在炮火下”把书读完了。一边读，她一面担心的还是“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倒不担心她的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然则若是炸死了，读书又有何用呢？这个她却没自问，读书在她已成一种本能行为，以后她去当看护，也还是躲在一边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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