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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讀《金瓶梅》品明朝社會 》
從農村走嚮城市(1)
梅朝榮 Mei Chaorong
“我死後，段子鋪裏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傢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貸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綫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傢。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傢做去吧。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衹和傅夥計守着傢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鬆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傢，賣了銀子並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並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衹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
——《金瓶梅》第七十回
西門慶死後，留下了上萬貫的傢産，從他自己的臨終遺言中能夠看出，這麽一個商人，在整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風氣中成長起來，成為小小的清河縣首屈一指的富戶。
明朝中葉，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城鎮經濟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後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由於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産品主要面嚮市場而並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
明前期，宋元以來的一些老城鎮，很快恢復了往日的繁榮。如明朝首都北京，到了明中葉，商業不再局限於九門之內的東、西二市，前三門以南的地區已成為重要的商業區。正陽門外有豬市、煤市；崇文門外有米市、柴市；宣武門外有菜市、騾馬市、果子市等，已是重要的行市和集市。
江南地區，如杭州、蘇州等城市，不僅僅因為朝廷漕糧的主要部分從這裏運輸，給當地帶來很多商機，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區的絲織業和棉織業都很興盛，成為當時糧食、衣被的重要産地。因此，蘇杭等城市的經濟發展最為突出。
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繫，也引起了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於地方局部範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
手工業的比重在城市經濟中明顯增加，在明中葉興起的城鎮中，以手工業為重要特色的市鎮占主要地位。在江南地區，浙江崇德縣石門鎮是因為榨油業的發展而興起的擁有數千傢的大鎮；嘉善縣千傢窯鎮，則是因陶瓷業的發達而興盛起來的。其他的如江西景德鎮以陶瓷著稱，廣東佛山鎮以鐵器製造業聞名。
在城鎮經濟發展上，最活躍的還是那些商人，明中葉的商人集團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以鄉緣為紐帶，形成商幫。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徵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産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
徽商出於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産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産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纍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絶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長江中下遊地區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經商成為徽州普遍的風氣，“其俗男子受室後，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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