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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读《金瓶梅》品明朝社会 》
从农村走向城市(1)
梅朝荣 Mei Chaorong
“我死后，段子铺里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贷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吧。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并进来，你娘儿每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
——《金瓶梅》第七十回
西门庆死后，留下了上万贯的家产，从他自己的临终遗言中能够看出，这么一个商人，在整个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风气中成长起来，成为小小的清河县首屈一指的富户。
明朝中叶，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城镇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明前期，宋元以来的一些老城镇，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如明朝首都北京，到了明中叶，商业不再局限于九门之内的东、西二市，前三门以南的地区已成为重要的商业区。正阳门外有猪市、煤市；崇文门外有米市、柴市；宣武门外有菜市、骡马市、果子市等，已是重要的行市和集市。
江南地区，如杭州、苏州等城市，不仅仅因为朝廷漕粮的主要部分从这里运输，给当地带来很多商机，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的丝织业和棉织业都很兴盛，成为当时粮食、衣被的重要产地。因此，苏杭等城市的经济发展最为突出。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
手工业的比重在城市经济中明显增加，在明中叶兴起的城镇中，以手工业为重要特色的市镇占主要地位。在江南地区，浙江崇德县石门镇是因为榨油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拥有数千家的大镇；嘉善县千家窑镇，则是因陶瓷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的。其他的如江西景德镇以陶瓷著称，广东佛山镇以铁器制造业闻名。
在城镇经济发展上，最活跃的还是那些商人，明中叶的商人集团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乡缘为纽带，形成商帮。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
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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