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由于这个编辑方针的缘故，也因杂志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作者、译者几乎清一色是台大外文系的穷学生，日后论者为了便于识别这本刊物异于同类的风格，常常会把《现代文学》视为“学院派”的“地盘”。这有点冤枉。“学院派”确属事实，不能抵赖，但“地盘”却谈不上。稿费也发不出的刊物，哪有资格划地自封？最近重读白先勇的《不信青春唤不回》（1992年）一文，谈到他初遇今已作古的三毛的经历：1961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16岁）也在那溜达。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到我来，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16岁的三毛正是小毛头，跟学院沾不上边。由此或可看到，《现代文学》实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二《台北人》早已成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里面所收的故事，“哀感顽艳”者不少，绝对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说”的上好材料。但白先勇铁石心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任何痴男怨女的旖旎风光。花好月圆人寿？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想呆了。我在台大比先勇高一班，蓦然回首，跟他论交也40年了。他为人豪迈爽朗，极重情义。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看他在《现代文学》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台北人》系列小说，心中暗暗吃惊，糟糕，温润如玉的白公子怎么变成了用“忍情”的专家？他笔下四季穿着素白旗袍的尹雪艳“冷艳迫人”。白先勇小说的语言也一样“冷艳迫人”，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日认识的浊世佳公子说话的口吻。 白先勇写小说，作者的“自我”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泾渭分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玉卿嫂》是白先勇大三时的作品，被白先勇用笔名发表于《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上。当时台大法国文学教授黎烈文看了，觉得把玉卿嫂写得“圆熟”，不像是出自阅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笔。白先勇听了得意，连忙招认是他写的。玉卿嫂是谁？在《蓦然回首》（1976年）一文中，白先勇有说明： 每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的一个保姆，人长得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 区区一对白耳环，想多了，就变成一种“蛊惑”，一种艺术的心理负担。写《玉卿嫂》，就是要化解这种负担。白先勇的“自我”与玉卿嫂的感情世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台北人》系列，有不少篇章是跟民国史脉络相承的，《岁除》、《梁父吟》和《国葬》是显例。白先勇是将门之后，许多在他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曾经一度是对他“尊前悲老大”的“眼前人”。他们的遭遇，白先勇感同身受可以，但若借机“自伤身世”，则容易流于滥情，失去了作品的客观性。我们细察上述三篇的文字，不难发觉，作者的笔触冷静得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白先勇刻意要跟他的小说人物保持一段艺术距离。白先勇在小说艺术中得到非凡的成就，靠的当然是他个人的天分和日后在文字上“苦吟”修成的正果。在这方面，他台大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及时将他扶了一把。他曾提到—— 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也染上了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三白先勇的创作类型一直是小说。他可能写过新诗或剧本，但我没有看过，亦没有听说过。他没“刻意”写过像朱自清的《背影》那类散文。所谓“刻意”，就是非常“自觉地”写散文，像梁实秋、像余光中、像董桥。 但白先勇在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不少是以随笔或序跋形式发表的散文。写小说，他“六亲不认”，前面说过了。在散文的字里行间出现的白先勇，有血有泪，坦坦荡荡。《树犹如此》是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之作。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百医无效。1992年1月，王国祥55岁生日，白先勇提议到一家海鲜酒家给他庆祝，谁料恶疾到了末期的王国祥，登不上通到酒家的那二十多级的石阶，只好作罢。两人回到王国祥家，煮了两碗阳春面吃。 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不禁失声大恸。白先勇写随笔，信手拈来，不少日后可作文坛史话。他的小说系列，除《台北人》外，还有《纽约客》。下面文字出自《蓦然回首》的记载，可作《纽约客》的缘起看：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小卡内基音乐厅）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到抗日，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徬徨。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宋明话本的说话人，喜欢站到台前来向听众“言志”，说三道四。这令后人写小说，引以为戒。白先勇迷恋昆曲到了情痴的地步，《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白先勇对昆曲海誓山盟的符号，但他没有以小说言志。他对这一派演艺的认识，日后以随笔《惊变》（1987年）曲曲传出。他在上海看了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回来吐了心声—— 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辞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20世纪的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不读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寻根随笔，不知他的远亲“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始祖是伯笃鲁丁公！这支“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贡献重大。李白“大概”是回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概”也是，我在岭南大学的同事马幼垣亦“大概”如是。白先勇说，桂林除了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天下无双：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间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的桂林米粉。艺术家生活于公私两个世界。写小说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识“正宗”的白先勇，要读有“嚼头”的文字，得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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