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左倾"幼稚病
我的老伴在成都，丁聪也在成都，经常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家很好。丁聪很喜欢我的孩子，所以闹了一个笑话，我们很喜欢丁聪，我在家里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去告密，说："我爸爸说你有'左倾'幼稚病。"后来隔了几十年，我的儿子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小。"
吴祖光也是常州人，在重庆时我们两家人曾经一度合住一个大房子。吕恩跟吴祖光结婚，后来离婚。吕恩之前和张允和的弟弟张定和结过婚，那时候年轻，吵架，张定和的脾气也不好，吵架以后离婚，生一个孩子，叫张以达，非常好，是有名的作曲家。张以达有一个女儿，钢琴弹得好得不得了，现在到美国去了。两个人离婚以后，吕恩和我们还是照样往来，跟张允和关系很好。
吕恩结过三次婚，先嫁给张定和，离婚后嫁给吴祖光，第三个丈夫是飞行员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在美国学的是空军，跟飞虎队在一起打日本，后来日本人打败，国共打仗，国民党打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解放后不能做飞行员了，就在体育委员会工作，人挺好的，知识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来往。吕恩和胡业祥有一个儿子是美籍华人，常在美国，最近到北京。
我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日语，本来想学经济学的。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糊涂，盲目地冲动。为什么"左倾"？爱国嘛，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就"左倾"了。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影响很大。这个时代思潮值得研究。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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