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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 》
第27节:这篇小说
王蒙 Wang Meng
往事依稀犹入梦,如今面目已全非了。
说来可怜,我长大以后除了良乡的半年与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还没出过北京城呢。而太原,对于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翻山越岭又过了片片农田,真是个遥远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识却无缘一见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庄、井陉、娘子关、寿阳、榆次,也那么使人感慨。大地辽阔,爱情弥天,才华驰骋,列车飞奔。进入山西,要经过八十多个山洞呢。
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华,有上海饭店与西餐馆。海子边公园后门旁的面馆,有一位矮个子男性服务员,他的效率与态度绝对是那个时候的李素丽。迎泽公园还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新址的移村,那时还闻得见周围青纱帐的庄稼香气。移村紧连着西郊煤矿,常常看到矿工唱着小曲从校门前走过。夜间有挑着挑子卖醪糟鸡蛋的。我们还去了晋祠公园与郊区的双塔寺公园,在双塔寺,发生过芳的同班同学的风流事件。太原的气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经历,甚至使我淡忘了《组织部……》这篇小说。
火车拉响了汽笛,车厢的收音机里播送着那一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哟,银扇哟……咚咚锵……"(从此我一听到这个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的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推敲着"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么不妥,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框气咣当,框气咣当,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着组织部那个谁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的年轻人的出世。
十七、这篇小说
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轮到区委,车夫确实表达了对于区委的敬意与拥戴。)与老同志们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馄饨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吆喝也是诗。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声,叹息良久,而且说从"炸丸子开锅里"感觉到了王蒙的特点。或许应该是:诗意与平凡,入世与出世,小与大,俗与超脱,有与无,骄傲与谦卑,灵界与人间……
至少,这不是一个直奔主题的小说,后来,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位小领导批评说《组》里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例如,林震与赵慧文长谈后,提到广播节目的变化的文字便属多余。我能说什么呢?
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对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作为同样的青年,作者对林震二十四个同情,作为干部,作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儿科、爱莫能助,却又为之长太息以掩涕。林震说什么党是心脏,心脏里不能有尘土,所以党的机关不能够有缺点。笑话!这样的天真烂漫或者幼稚可笑,这样的十足废话毫无意义,作者写的时候未必不明白。然而,这是愿望,也是我们的审美幻想,审美对象。生活中缺少现实感的东西也许在审美中更加迷人。我们善良,我们天真,我们的愿望常常不能实现,因其不能实现就更要写到小说里。不是吗?在病历上、诊断书上、条例上、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上与法律上写不进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写在小说里吗?
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它是我的另一套应该叫做心语的符码。它是我的情书,给所有我爱的与爱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没有我了,留言还在,这么一想已经使我热泪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点燃灯火时,看到绿草发芽或者山桃开花时许下的愿。它是我献给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对自己,对青春,对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对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机遇与伟大的世界,对于大地和江河山岭,对于日月和星辰,对于万物与生命的一种感恩,当然不无自得,不无飘飘然。它是我的问号,惊叹号和逗点。一个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一个被历史所娇宠的天选人材、少年意气的共产党员,才会有这样的倾吐,这样的诗篇,这样的坦露心扉,这样的心灵絮语,或者硬起头皮说出来吧:这样的文学撒娇。
所以毛主席说了作者有文才。当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来。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将此作收入到意识形态挂帅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于伦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中的时候,在反共主义的激动中仍然没有忘记说了一下:王蒙的小说有一种Differentstyle--不同的风格。是不同啊。比较一下那一年与王常常被同时提起的发表了影响甚大的"揭露阴暗面"特写的另一位写作人吧,与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极端对立,一念之差换转过来就万事大吉的对于生活的审理与判断相比较,或者哪怕是与苏联的奥维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么地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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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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