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来解释这一切，因为曾几何时，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快乐！难道人生真的如此脆弱，感情真的如此脆弱，天长地久的爱情真的只能在神话中出现吗？
俗语有云，夫妻之间，“锅沿儿不离锅盖”，生活中谁也离不了谁，但正因为如此亲近，也就无法避免争执冲突。俗话又说：“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夫妻之间只要能互谅互让，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以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相知相爱，不会不懂这个简单道理。从现存的相关资料看来，李清照决不会因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而与赵明诚产生这么大的怨气，在她的作品中也很少触及这类题材。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夫妻之间的小矛盾不可能导致李清照发这么大的怨气。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就不得不谈到宋代社会蓄养小妾与歌妓的风气。
宋代达官贵人以及文人士大夫有蓄养侍妾与歌妓的风气。宋真宗就曾多次鼓励大臣们应当充分地蓄养歌妓来享受生活，他说：“时和岁丰，中外康富，恨不得与卿等日夕相会。太平难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费。”（沈括《梦溪笔谈》卷25）宰相王曾非常节俭，真宗居然专门派人为他购买侍妾。
宋代士大夫高官家中多蓄养侍妾歌妓。比如，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苑》卷8)；宰相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鲭录》)；连一代文豪欧阳修也“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
不仅私人家中、驿馆、酒楼蓄养歌妓，官府、军营也专门豢养一批歌妓供公家宴会的时候娱乐，被称为“营妓”与“官妓”。宋仁宗年间，家妓、官妓不仅成了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官吏商贾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了主人交易、朋友互赠的一种礼品。
如此浓厚的风气下，甚至太学中的太学生，也常常出入歌楼妓院或发帖召唤歌妓前来太学中陪酒。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赵明诚无论是在太学读书还是在官府为官，都不可能免俗，所以他在家中或者官府蓄养侍妾乃至歌妓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证据说明赵明诚的确曾经蓄养侍妾与歌妓。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赵明诚去世时的情景时写道：“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的典故出自曹操的《遗令》：“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意思是将家中的部分财物分给各位夫人、侍妾，并交待她们学会自食其力。李清照从反面使用这个典故是为了说明：赵明诚临终之时，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将家中的财产、家业交付给其他的侍妾。但从正面来看，却又正好说明赵明诚生前是有侍妾的。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赵明诚早年就可能蓄养侍妾、歌妓，为什么李清照当时不发怨气，偏偏在这次长久分别后的莱州团聚时爆发出来呢？
我们或可做个合理的推测。
赵明诚年轻时，可能在太学或者官府里与歌妓有过交往，但那时他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都不高，没有能力专门在家中蓄养歌妓。后来与李清照结婚后，情投意合，幸福美满，加上从东京汴梁到青州十年，两人都长年厮守在一起，并不大可能蓄养侍妾与歌妓。即便有蓄养，也多半出于娱乐的目的，不过是逢场作戏，他的全部感情与心思还是放在李清照的身上。对于这一点，李清照心里应是非常明白的，所以可能并不介意。
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赵明诚离开青州后，先后在几个州郡做官，尤其现在做了莱州知州，已有经济基础与政治地位，身边萦绕着越来越多年轻漂亮的女性。而李清照虽然才华出众，气质优雅，但毕竟已近四十，如何再能够像年轻时那样明媚鲜艳，青春焕发？在丈夫的眼中，结婚二十年的妻子虽并不老，但或也有点人老珠黄之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思、他的感情不免开始慢慢转移到其他那些年轻漂亮的侍妾身上。对于丈夫感情上这种细微微妙的变化，像李清照这般聪颖、敏感的女性怎能感受不到？也许，在她看来，丈夫这一次并非逢场作戏，不仅是娱乐，而是要在感情上抛弃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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