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俗间接说明了宋代妓女地位不低。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南宋起，有名头的美女大多出身青楼。（北宋也不例外，李师师的名头最响，也是妓女。不过我总怀疑此处所说的妓女，主要应是以卖艺为主的能歌善舞的歌伎之类--至少身份上是这样。）此外，宋代有关离婚的法律还规定：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及婚后得自娘家及自己陪嫁财产的增值部分，改嫁时可以带走。这个规定是非同寻常的。宋代之前，没有财产权的妇女，丈夫在世时尚可衣食无忧，一旦老公病死，特别是年纪轻轻时突然死亡，孤儿寡母顿时陷入困境，即便从前家道殷实。（宋代的这项法规似乎并没得到贯彻执行，或说并没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否则明清两代就不会仍有大量官宦之家的子女沦落风尘了。）另有一种观点，非但不承认宋代妇女社会地位下降，更强烈反对把妇女地位的升降与程朱理学挂钩。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是因为一些人根本没读过宋明理学的任何一本书，便对宋明理学大加抨击，以骂朱熹来显示自己的高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宋朝的历史背景，甚至一本宋朝的书都没有看过。"①
这显然是情绪相当偏激的说法。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哲学发展史上自有其无可撼动的地位，无论中国本土或西方，都有大批忠实的拥趸者；但这一学说本身当然也有其局限性或说糟粕部分。即便程朱学说"句句是真理"，也有可能被继承者有意无意地扭曲和变造。如果本身就有局限和属于糟粕的部分，一旦被陈腐化和教条化，（尽管可能并非程朱理学创始者的本意。）也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一种比较"中庸"的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宋代初期和中期的妇女地位，尚未受到当时理学的影响而大幅滑落，与唐代比较差别不大；纵然贞节观念有所加强，也只是一种舆论导向和观念强化，于妇女们的实际行为并不重合。有宋一代，民间长期形成的妇女离婚、改嫁、再嫁等习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程朱理学加在妇女身上的束缚总体而言还是有限的。（李师师与皇上拜拜之后，据说嫁给了某位商人；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又嫁给了张汝舟；朱淑真自己做主与丈夫离婚后，回到娘家独居，因为父母盯得很紧，一年也只有元宵节这天才能和那个不争气的男人幽会一次。）当然，到了元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宋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这种争论和分歧，反映在美女评价标准方面，正好对应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来自士大夫阶层和正统社会的评价；来自民间的评价。
前一种评价标准当然是与南宋后期正统的理学观念相匹配的。与《童蒙须知》、《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女诫》、《女儿经》等大批普及读物的推出相对应，美女的评价标准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品德方面，"女人第一是安贞"，"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在穿着打扮方面，"修女容，要正经"，"光梳头发净洗脸，整洁自是好仪容。衣服不必绫罗缎，梭棉衣服要干净。"在形体方面，衣着不可暴露，要削肩束胸紧身，语不高声，笑不露齿，"三寸金莲"受到一元化的追捧，"淫色"则被视为万恶之首（刘达临先生称宦官、科举、女子缠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遗产，其中女子缠足尤有特色，因为它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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