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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