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来到岳母家，岳母见他一个人回来了，便问："肖华呢？怎么，没接到你吗？"
张艺谋了解情况后有些着急，立即转身出门，返回了火车站。他走了不久，肖华独自回来了。母亲见到肖华，立即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肖华原想不承认，见母亲那一脸焦急，有些不忍，点了点头。母亲说："你看你们--张艺谋已经回来了，见你不在，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
此时的肖华哪里等得了？她转身又走了。这次她不去火车站了，而是去公共汽车站。可到了汽车站，她又有些傻了。她家在前后两个站之间，距离差不多，在哪个站下车都可以，车票价格也都一样。她先去了一个车站，没有见到人；便又赶去另一个站，恰好看到张艺谋在这个车站。他激动地奔跑起来，那感觉颇有些电影中的韵味。他冲上前抓住她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就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了。"
这些话，如果不是肖华亲口说出来，谁都不相信，张艺谋这个石头一样坚硬的汉子竟然会如此柔情。
几天后，张艺谋返回了南宁。此时，张军钊他们正在秘密筹划成立青年摄制组，张艺谋的归来使得他们更增添了信心。他们谋划了几天，拿出了一个详细方案递给了厂领导。厂领导自然会算账：这几个年轻人虽然嫩了点，毕竟是科班出身；他们如果能尽快成长起来，是整个广西厂之福。
实际上，他们在向厂领导提出申请之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首个目标，即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一座丰碑。《一个和八个》写于"反右"斗争最激烈尖锐的1957年。据郭小川说，有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海默来到他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在1937年至1940年间就曾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也曾冒出过创作念头。只不过，海默讲的比他过去听到的要完整得多，也生动得多。尤其重要的是，1957年的社会环境极其特别。"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些人钩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有些用处。"
诗作写出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当时期刊的负责人却拿不定主意，于是打印出来给一些诗人传阅，仍然没有结果。郭小川便又将诗稿寄给上海的《收获》，上海方面认为还是不发表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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