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刘绍铭作品系列：吃马铃薯的日子   》 第26节：吃马铃薯的日子(14)      刘绍铭 Liu Shaoming

　　我现在的最坏打算是转学。本来，既到了美国，申请手续不管怎样也会比在中国时来得容易。而且，邮资也便宜。但我怕填表格的心理一样未改；对各校所索取的十元手续费一样舍不得付。最后盘算的结果是，选了两所碰运气：一是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申请念电影系；二是印第安纳大学，申请读他们著名的The school of Letters课程。读电影是我的夙愿，只要能弄到一个免学杂费的名额，一定去；至于挑上印第安纳大学的理由，可说一半是感情用事，一半是慕名而去的。所谓感情用事，无非是济安先生1955年来美读书时，所选的学校也是这所，所以我还未到美国时，早已听他说及有关此学校的种种了。因此，我此刻挑印第安纳大学的动机和当初挑华盛顿大学差不多，可说是心理上受了济安先生的影响。不过即使不是因为济安先生我也会考虑到此就读的。这儿的The School of Letters名气实在太大了，尤其是暑期所开的课程，其授课者差不多都是当代新批评的名家，如拉夫（Philip Rahv）、特里林（Lionell Trilling）、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沃伦（Austin Warren）等，虽然这批暑期来授课的教员大半来自外校，非印第安纳本校教员。
　　申请书寄出去后，就听天由命了。
　　一天中午，正摊开书本对着窗外发呆时，突有不速之客至，回头一看，原来正是济安先生。这时的欣悦之情用“大喜过望”来形容都无以表达。单凭先生这次找我时的“神出鬼没”来看——事先又不来信通知由加州到此的日期，到后又不来电话通知何时到访——先生真把平日自己钦佩的江湖隐侠精神（独行独往、来去洒脱自如）身体力行起来了。
　　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后就问：“快考试了吧？”
　　我给他泡了一杯香片茶，就怪他不先来封信或来个长途电话，好让我接机。
　　“咳！你知道我从来不来这套。怎样，好久没喝啤酒和看日本电影了吧？”
　　我答说啤酒常喝，日本电影倒没看过。
　　“那么我们走吧，反正今天我也做不来事，看场电影，吃顿饭，散散心，回来后读书的情绪也许会好转。”
　　我把书“啪”地盖上，匆匆穿了衣服，就随他出去。
　　先生先买了当天的报纸，又买了份西雅图的街道图，然后才回到我住的地方的附近一条街道去找停车的地方（车子是租来的）。在车上，我们找到了当天演日本片的电影院的名字和街名，然后拿出钢笔在地图上做各种拐弯抹角的记号，最后先生说：
　　“喏！从这一段到那一段的路是大街，我还熟，可是一转这个弯，我就毫无印象了。你帮我一下忙，手执地图，替我留意街名，到哪一条街时要准备转入哪一个角，你得预先告诉我，免得临时张皇失措，错入了单程路。”
　　先生的驾驶技术，比我平日所见到的会开车的朋友来虽仍隔了一段，但比起三个月前我在旧金山初见他时，却有“长足进步”。现在他已能“一心二用”了，一边开车，一边聊天。
　　美国二三流戏院常有所谓double?feature（两部电影，一张票的价钱）。另外一特色就是巡回放映，你有兴趣和时间的话，可从戏院开门时进去看，看个饱，直到关门时再出来。我们因此连放映时间表也懒得看，干脆买票入场。
　　那天放映的是什么，现在倒忘得一干二净，只仿佛记得两部都是时装片，而且有一部还是浅丘琉璃子主演的。说到日本片，又是先生给我开启的世界。原来当年我在台大读书时，在情感上和许多大陆来的或南洋来的同学一样，因身受二次世界大战之害，看到日本人和日本制品，心中就涌起一种强烈的憎恨。这种心理当然影响到我对日本文学和艺术的欣赏。所以有一次先生问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
　　“没有，”我说，“好莱坞公式化的制品看腻了，欧洲片又少，真气人。”
　　“看了《胜利者》没有？”
　　“你说是什么什么郎主演的日本片子？”
　　“嗯，石原裕次郎。”
　　“我不想去，因为我实在还没有打破对日本人的心理障碍。”
　　“这个先别讲。难道你这年纪的人受日本人的祸害会比我这一代深？反正你现在没好片看，看看《胜利者》好了。”
　　我看过后，服了气，下次见面时就把感想告诉了他。
　　“怎样，对吧？我们先撇开日本文学不谈，即使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能逃得过日本人的影响么？你到西门町戏院街去逛逛，就会装满一脑袋靡靡之音的日本音乐回来。你到中国餐馆去吃饭，你躲得过日本菜或日本‘遗风’的影响么？总之，我们这代中国人，真的不容易。翻开历史看一看，欧美国家中有哪些国家善待过我们中国？19世纪俄国人曾经怎样对我们，你是知道的，但我们能不读俄国文学，不听俄国音乐吗？”
　　我实在无话可说。
　　这以后，日本文学和日本艺术我没有接触过，但日本影片倒看了不少，“宫本武藏”和所有黑泽明、小林正树的片子能在台北看得到的，都看了。对日本女明星如岸惠子、司叶子、冈田茉莉子和浅丘琉璃子等人的着迷程度，远较少时对安白·丽芙和《劫后英雄传》时期的伊丽莎白·泰勒为重。我想其原因大概是这样：欧洲明星，美则美矣，然由于肤色和文化不同，我们顶多拿她们的照片回来做剪贴画，做我们白日梦的资料而已；而日本女明星（或推而广之，韩国、越南等受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国家的女人），不但其肤色身材与中国女性相同，而且其生活习惯和所属的文化也不若欧美人之离我们那么远，因此看起来分外有亲切感。
　　但最大的原因，相信与个人的择偶年龄和爱在银幕上找寻异性对象的心理有关。像伊丽莎白·泰勒这类美国女人，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平日即使再怎么爱做梦，也很少梦到与这类女子结为夫妇或做情人的（久居美国或欧洲的留学生或是例外）。但在我平日所见到的女同胞中，总会找到像司叶子或岸惠子那种脸形和身材的女子。虽然两者同属梦想，但前者距离远，而后者距离近也。
　　等到看了《人间的条件》后，我对日本人的“心理障碍”渐渐解除，虽迄今对他们仍无好感。
　　除日本电影外，先生在台大时还替我开启了几个在普通大学课程里难以看到的世界。如武侠小说、费蒙（牛哥）的侦探间谍小说（如《情报贩子》、《赌国仇城》等）。因为照先生意见，念文的人，严肃的书要看，娱乐性的书也得看。对一个有分析能力的人来说，只要自己看得下去的书，都有 “滋润脑筋”的价值。文学上本无“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别；如果有，谁来给我们定界限？先生从事文学批评，既抱了这种“有容乃大”的胸襟，故常能言人所未能言或不敢言者。他把张恨水与张爱玲同列为现代中国有数的小说家之中，仅是他有胆色的例子之一而已。
　　我们看完电影后，照例到中国餐馆吃饭。吃饭时他问起我的近况，我据实以告，并说我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他觉得这主意不坏，但认为我书读得不好的原因，是受了做侍者的心理影响，所以除非印大有助学金，否则不可轻举妄动。当务之急，乃找一较有“白领气味”的工作，不论在图书馆做跑腿也好，在系办公室做打杂也好，在心理上，总较做侍者斯文些。我乃告诉他自己一来人地生疏，二来吃亏于生来是广东人，所以想靠教国语讨饭吃，也无资格。他想了许久，终自告奋勇地答应给我写一封介绍信，介绍一位现在华大远东语文系任教的朋
　　友给我，希望借她的关系能帮我在图书馆找到一份打杂的工作。不过，他附带说了一句：别抱太大希望。这位朋友，在北平时与先生虽说有相当交情，但一别十多年，这位朋友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今可说得上是打下江山了，人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实在不得而知。
　　第二天，我到先生的办公室取了介绍信后，乃按地址到那位远东语文系的女博士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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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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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黑市教师第10节：家贫莫论亲(1)第11节：家贫莫论亲(2)第12节：朋友是熟的好
第13节：吃马铃薯的日子(1)第14节：吃马铃薯的日子(2)第15节：吃马铃薯的日子(3)第16节：吃马铃薯的日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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