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中國古代社會   》 （四）“貴”的沒落和“賢”的升起      何茲全 He Ciquan

　　西周到春秋，是氏族世襲貴族統治時期。周王、諸侯以及執政的公卿大夫都是世襲貴族。春秋戰國之際，是一個變化時期。春秋時期，已經有靠才能登上政治舞臺的人物；戰國時期，衹有周王和各國諸侯維持着貴族世代相襲的傳統，而執政的中央官和地方官已多由國君任命的新貴，軍功貴族擔任。這些新貴雖然絶大多數仍是氏族貴族的後裔，但他們不是憑藉世襲貴族身分上臺的，不是因“貴”而上臺，他們是以才能受國君的任用而上臺，是以“賢”上臺。
　　當然，這並不是說，新貴一上臺，舊貴都讓位下臺了。在戰國七個大國中，新舊的遞嬗大多是經過一番鬥爭的，而且是經過一番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的。鬥爭的結果，也不是舊貴全下臺，新貴全掌權，而是新舊妥協，新舊共同在臺上。各國情況也不一樣：有的國傢舊貴勢力大些，有的新貴勢力大些。秦國商鞅變法比較徹底，秦國的新貴——軍功貴族權力就大些。但從春秋到戰國，總的趨勢是：舊氏族貴族越來越衰弱，新的軍功貴族越來越【146】強大。
　　貴到賢的變化，管仲可以作為一個開始的標志。《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貧，管仲貧睏，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正義》引韋昭雲：“管夷，姬姓之後。”但管仲少時貧睏，已不是貴族，至少他上臺任政於齊靠的是才能，而不是貴族世係。
　　管仲之後靠才能取得政治地位的有魯國的曹劌。曹劌論戰的故事，是大傢所熟知的。曹劌也是出身微賤。《左傳》莊公十年載：“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肉食者，指貴族。註、疏都說：“肉食，在位者。”“位為大夫，乃得食肉也。”這時的在位者氏族貴族已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了。曹劌來自鄉，“其鄉人”就是他的同鄉人。曹劌的出身不詳，但他不是世襲貴族是很明顯的。他是以才能而為魯國的將的。
　　《史記》與管仲合傳的晏嬰，也是出身微賤的。《史記·管晏列傳》說：“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晏嬰不但出身貧賤，還是少數民族，是萊之夷人也。以夷人而為國相，自然是以齊君之近臣出身，不是貴族出身。
　　春秋時期，貴族的身分等級製還維持着。非貴族出身的諸侯大臣雖然已掌握大權，把一些貴族排斥在權力圈外，但在需要論起身分的場合，他們還是要低貴族一頭的。管仲位為齊桓公相，掌握齊國大權，但就身分地位來說，在周王面前，他還得以齊之“賤有司”、“陪臣”自居，不敢和齊國的貴族國、高兩傢相比。《左傳》僖公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餉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147】餘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國、高兩傢是貴族，是周王所承認的。管仲以賤有司、陪臣自居，不敢和國、高兩傢比。周王也衹是從他是“舅氏”的使臣來尊重他，從功勳和美德上來稱贊他，沒有說他的身分地位。杜註“往踐乃職”說：“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貴族雖有大小，但卻是貴族，貴族下面的私屬，不管是次級貴族如公卿大夫的陪臣、邑宰，還是高級貴族如周王、諸侯的陪臣、執政，他們沒有貴族身份。高到像管仲，還得自居於賤有司、陪臣的地位。當然，這些人會慢慢的貴族化的。
　　這種情況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上面所講的是從管仲說起的。管仲的時代，是春秋前期。管仲在周王面前還按禮法拘束不敢以貴族自居，但因為有權，周王已不能不尊敬他。他在齊國，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高貴族身分地位比他高，權卻沒有他大。我們可以說：在西周時期，是氏族世襲貴族地位比較穩固的時期。大小貴族都是貴族，有貴族的社會身分；陪臣自是陪臣，不能列於貴族之列。春秋而後，氏族貴族製逐漸解體，由軍功和才能起傢的人，有了權力地位，也就有了身分，加之大部分軍功貴族不是貴族之餘子庶子，就是貴族後裔，他們也就慢慢貴族化了，也就新舊不分，都是貴族了。
　　貴族都有食邑。春秋時期，貴族的食邑都有宰去管理。這些宰大概也都是由貴族的傢臣去擔任。孔子的弟子就有去為貴族作宰的，如冉求、仲弓為季氏宰（《論語》）。孔子的弟子，多半出身貴族的餘子、庶子或貴族後裔，也有出身非貴族家庭或後裔的。不論他們的出身如何，他們作宰不是靠出身而是靠才能。
　　春秋時期，諸侯國君的直轄地已多設置郡縣。郡有守，縣有令長。顧炎武《日知錄》捲二二《郡縣》條有一番考證說：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148】胥臣。宣公十二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原註：楚滅諸小國為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目：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嚮。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薳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曰：因其傢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嚮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緻千傢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傢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傢》：王餘祭三年，予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因已為縣矣。
　　《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範蜎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𠔌、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鬍。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況為蘭陵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末入於秦而固已先為守令長矣。”
　　顧氏論證郡縣製不始於秦之統一，春秋時郡縣製已經出現，其說甚是。
　　為諸侯國君管理縣的官，一般稱作大夫，楚則稱為公或尹。【149】作大夫的都是由國君任命，而一般都是因為有才能纔被選的。《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此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春秋以前，是貴族統治時期。從周王、諸侯國君到公卿大夫都是貴族。但已有周王、諸侯國君、公卿的近臣以才能被舉出來任職的。春秋時期，公卿大夫食邑的宰和諸侯國君直轄地的郡守縣令，多半是以才能被舉出來。他們雖然多數是貴族的餘子、庶子和貴族後裔，但他們已不是依靠貴族世襲身分而取得職位，而是依靠才能來取得職位的。由氏族貴族到軍功貴族，即氏族貴族的世襲統治到有才能的入登上政治舞臺的質的轉化時期是春秋戰國之際開始的，是戰國時代的事。
　　春秋戰國之際，由於鐵農具和耕牛使用的推廣，農業生産有了飛躍的發展。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漁業、????業、冶鐵業、商業，都跟着發展起來。城市也跟着興起。變化使社會生活復雜起來，應敷復雜的社會生活，便要有眼光，有才能。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以土地收益為生活基礎的氏族貴族，日益失掉它的生命力和活躍性。脫離生産實踐，對社會實際的不理解，對社會問題的無力應付，日益暴露了這個階級的無能和寄生性。隨着手工業、商業等的興起，城市生活的出現，一個新興階級出現了。他們仍然多數可能是氏族貴族的後裔，但他們的精神面貌已完全不是舊貴族而是掌握知識有才能的新人。在新的社會生活實踐中，【150】他們的才華、能力受到培養和鍛煉。他們思想活躍，有能力理解新事物，管理新事物。他們要求權力，要求登上政治舞臺。
　　他們的口號是：“選賢任能”，用有才能的人代替氏族貴族掌握權力。墨子提出“尚賢”，孟子要求“國人皆曰賢”，荀子提出“尚資使能”，都是這個新興階級的要求和反映。
　　墨子是春秋戰國之際的人，是首先提出“尚賢”的。他甚至提出天子都要由人民來選舉。他說：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劃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傢者，皆欲國傢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傢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傢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傢之治保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
　　孟子說：’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話是說用賢才要慎重。他說的賢都是“卑”和“疏”的，不是“尊”和“戚”的。不是貴族而是貴族以外的人。
　　荀子主張尚賢，他說：“賢能不待次而舉”。他常提要“選賢良”。他說：
　　“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乎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荀子·【151】王製篇》）。
　　魏國是戰國初年的第一強國。魏國之強完全是魏文侯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有才能的人的結果。李悝、吳起等都不是貴族，而是靠才能靠立功而取得卿相之位的。
　　戰國七強都經過改革或變法活動，這些改革或變法活動，都是新起的有才能的人對舊的氏族貴族的鬥爭，這些新人大多對國傢有功勞有貢獻，靠功勞和貢獻取得政治地位。趙烈侯任用牛畜、荀欣、徐越三人進行改革。荀欣建議“選練舉賢，任官使能”，徐越建議“節財儉用，察度功德”。（《史記·趙世傢》）。這三人都不是貴族，都是以才能和有功取得任用的。吳起在魏國受排擠，跑到楚國去。楚悼王用他在楚國實行改革。吳起主張對氏族貴族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主張遷“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呂氏春秋·貴卒篇》）但楚悼王死，楚國舊貴族群起攻殺吳起。韓昭侯用申不害，在韓國進行改革。申不害提出“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韓非於·外儲說左上篇》）。申不害的改革主要是打擊貴族強化君權。齊威王註意選拔人才，把人才看作國傢的寶。他用的淳於髡，就是個曾被髡作奴隸的人。
　　所有各國的改革或變法，都是新的有才能的人起來和舊的氏族貴族爭奪國傢權力的鬥爭，是軍功貴族對氏族貴族的鬥爭。
　　新興的有才能的人的勝利比較徹底的是在秦國。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變法的打擊面是氏族貴族。商鞅的變法令中明確提出一條，就是：“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傢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
　　各國的改革或變法，有的成功大，有的成功小，有的失敗。它們中的成功可以商鞅變法為代表。秦孝公死後，商鞅雖然也死於舊貴族之手，但秦國的變法卻繼續維持下去，並未因商鞅之死而失敗。秦國變法的成功，可以看作氏族貴族到軍功貴族的標志。【152】而其他各國的變法雖然有的成功不大有的失敗了，但總的趨勢也是一天天由氏族貴族嚮軍功貴族推移的。
　　春秋戰國時期，是“貴”的衰落和“賢”的升起的時代，是世襲貴族衰落和軍功貴族興起的時代，這個變化之機就在春秋戰國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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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壹 由部落到國傢 一、早期國傢的出現 （一）殷商社會和經濟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三）滅商後商周兩族的關係
二、階級分化和演變 （一）貴族（二）國人
（三）衆、庶、民（四）私徒屬
（五）隸臣妾（六）《詩經》中所見各階級的生活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製的史影（二）周王、諸侯、貴族土地所有製
（三）公田和私田（四）國與野的不同田製
（五）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四、早期國傢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二）城邦國傢（三）國（地緣）與傢（血緣）兩係的合一
（四）禮、刑、兵、稅、役貳 古代社會 一、春秋戰國之際的經濟社會變化 引言
（一）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1．交換和商人的活躍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2．貨幣和城市興起（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3．交換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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