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徐志摩也意外地出现了。这是个男性荷尔蒙过重的春天，苏联小伙子保尔·柯察金与永远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已经为空气里注入了强烈的男性气息。而徐志摩在这样的情况下，柔弱而轻飘地出场了。于是，徐志摩的鼻子开始进入我的分析视野。
通过那些黑白照片，你会发现，这个小伙子的确儒雅英俊，在他雅致的面庞上，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鼻子。在那样精细的布局中，他的鼻子显得突出了一些，这一点徐志摩在个人日记里流露了同样的惋惜。
但正是这点，或许已经泄露了徐志摩最能打动我们的品质：不合时宜。他的鼻子在他的面部不合时宜地突出着，而徐志摩本人则不合时宜地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如今，我们或许会说，是那些诗歌与爱情让徐志摩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但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几首他的诗，也没有人稍微认真一点了解他的恋情。徐志摩留给我们更鲜明的记忆是他的行为本身。
我们记得他如何爱上了林徽因，如何在梁启超的痛斥一下与陆小曼结合，如何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下实现他缥缈的理想……这个出身富豪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受过残酷现实的一点污染，他满怀着希望与理想，游学美国，浸淫剑桥，并最终堕入诗歌。他脑中梦想着拜伦与雪莱的伟业，却在中国黑暗的20年代生活。这样的年轻人，只可能制造轰轰烈烈的不合时宜。不管对于激进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徐志摩都是个异类分子。前者认为他只关心风花雪月，而后者则对他的激情与理想不屑一顾。而很显然，徐志摩在生活上所表现出的欧化，更让当时的人群无法接受。徐志摩在本质上作为唯美主义者的特性，让他个性鲜明地游移于一切群体之外。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这样写道：“林纾证明了爱，苏曼殊在爱中漂流，郁达夫创造了他的爱的想像，而徐志摩则体现了爱本身。”
这句话再分明不过地表明了，徐志摩是一位行动主义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徐志摩像一个极纯真的孩子一样，闯了进来。像他崇拜的诗人一样，他不相信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执着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就像他与朋友争论时说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
有了这种信念，他才会有疯狂的爱与单纯的诗。在今天看来，他的诗歌明显带有了少年人的肤浅痕迹，而他著名的《爱眉小札》则是充满了酸味与肉麻。但是，不管你如何否认，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由一颗单纯的丝毫未受污染的灵魂撰写的，他藐视了我们熟识的游戏规则。他似乎总是在追逐，在努力获取一种更美好的东西。
35岁这一年，徐志摩带着已经走向绝望的恋情离开了人世。像一切著名．的天才与唯美主义者一样，他选择了早夭。这为他带来了一个传奇而完美的结局，因为早夭几乎已经成为天才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我们在这个春天，煞有介事地回忆起他。可惜，大众传媒的制作人员无法理解徐志摩所蕴涵的真正意义，而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取悦公众，这一点已经背离了徐志摩的不合时宜的特征。这已经决定了一切有关徐志摩的叙述的演绎都是缺乏灵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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