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整整干了八年,长期的体力劳作使父亲患过腰肌劳损,坐骨神经痛。父亲不仅一分一分地把这些钱挣出来,又领先在全村建起了两所新瓦房。这在上世纪70年代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要干就干得像那回事。这是父亲常说的话。
1977年我出生后,我们又是弟兄五个。三代弟兄五个在我们族谱上很有一种传奇色彩和神秘力量。此时父亲对木工活已是深恶痛绝,但迫于生计必须干下去。1980年,拨乱反正后父亲恢复工作回到了城市里,终于摆脱了令他深恶痛绝的木工活。那时领导问我父亲当领导或是当工人,我父亲说:"工人,工人国家照顾一个子女,我五个儿子,一定要让他们其中一个跳出农村。"
一生中都想干大事业的父亲在退休之后耐不住寂寞,在一片赞誉与支持之中,办起了皮鞋厂。父亲没有继承爷爷的经商之能。一生中都在拼搏与自我封闭的思考之中的父亲也不可能学会商场的尔虞我诈、斤斤计较、笑里藏刀、阳奉阴违。父亲终于在一片困窘中停业,赔了二十余万。那年我由农村考入城里,开始文字生涯。
"我的艺术天赋被沉重的生活压力给磨蚀殆尽,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这是父亲酗酒后常说的一句话。父亲常想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一直写字画画,现在恐怕已成一代大家。六十岁时悟出他老师临死时的那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父亲常常劝我要好好写文章,这是一条艰辛的、长期的、寂寞的路,它需要你能够忍耐住别人忍耐不住的孤独,拒绝着各种伪饰与浮躁,一日不辍地坚持下去。他这一生由于生活所迫一事无成,他不希望他的儿子也一事无成。每一次听到父亲的叮嘱,我都有一种悲怆的感觉,因为我肩负着父亲一生的夙愿和一生的精神寄托。
赫尔布德说过:"当我细心研究历史时,我被历史背后的一种力量震撼着。"父亲在漯河继续从事老太爷的职业,卖了三年的馍时,仍不住地感叹:"这是一种宿命。"而当我听到父亲的如此之类的感叹后,内心总感觉到有一种憋闷感和一种神秘的力量。
或许,正是父亲遗传下来的执著精神,使我坚持不断地写了下去……
集体的耻辱
现代化即是理性化。
--韦伯
如果你想使一切都服从自己的话,那就得先服从理性。
--塞内加
1
没有激情,文章写不好,激情太盛,文章也写不好。无论我内心里多想把这篇文章写好,但从一执笔时,我已感觉到了这种无奈。一种情绪宣泄的难以握控造成的无奈,一种由对个体生命的过分关注而引发的对群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深入剖析后得出难以规避的悲伤结论的无奈。
这个无奈最初和一个老人有关,一个名老聋惯的老人有关。
我还在家里上学时,聋惯就在我们村的大街上摆一个摊,一个木制的小桌上面堆一些小学生用的铅笔、本、江米糕和小玩具之类的,加起来不值一百块钱。每次经过她的摊位,看到她用手捂在耳朵的后面,努力地听小学生们说话那困窘状,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怆感。可也就是这位老人一生养育了五个子女,并且就是她这种艰难的生存境遇,未能感动她的女儿香,这个给我们的村庄,给我们这个学生集体带来耻辱感的香。
2
在我们村,有资格戴眼镜的人不多。就是你因上学近视了,只要没有考上大学,已毕业基本上都会把眼镜去了,免得别人说是屠夫写对联--装斯文。而香,一个戴蓝腿眼镜的看起来很清纯的小姑娘,却成了个异类。由于我比香大五六岁,并且多年在外面上学,第一次见到她,几乎认不得她是谁。别人说,她是香,一个在上蔡高中上学的,成绩相当不错的香。别人生怕我不明白,继续说,她就是大街上摆摊的聋惯的女儿,瘸社的妹子。
说到瘸社,我顿时明白了。因为全村只有社一个人走路腿一撂一撂的,右腿不像是走,而是在撂。一次社在我家玩,我问社的腿年轻时好好的,现在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答案和传说中的版本差不多。社二十来岁在生产队当队长,一次领着社员在地里收麦,看到一只小黄蛇,拎起撂进了拖拉机的热水箱里。副队长民还觉得不过瘾,把小黄蛇又揪出来用镰刀砍了几截。第二天,社和民都腿疼得在床上起不来。民到处找人看,有病乱投医。后来一个邻村的巫婆说,民用镰刀砍几截的那条小黄蛇是神虫。"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民和民的家人再三地叩头还愿腿不疼了。蛇就是蛇,什么神虫?社不信那一套,吃了无数服药,找了无数个大夫,最后落一个左腿不会打弯,再热的天左腿也不会出汗。等社相信那只他撂进拖拉机的小黄蛇是小神虫时,已经是多年后的事了。社从此就改信基督教,每到星期天一撂一撂的到教堂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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